AIG:巴比特专栏 | 白士泮:量化宽松能拯救经济吗?_区块链专业考研方向

作者:白士泮,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李白金融学院院长、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时隔近十二年,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再次启动前主席伯南克的“钞票直升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工具“量化宽松”(QuantitativeEasing,QE)-来撒钱救经济,舒缓2019冠状病疾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除了搬出所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如紧急降低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降100个基点,至0-0.25个百分点;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至零;也将银行的紧急贷款贴现率下调了125个基点,至0.25%,并将贷款期限延长至90天之外,美联储再次推出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重启商业票据融资机制直接支持信贷流向企业与家庭等非常规的措施。

如此罕见组合拳大动作,想必美联储估计在疫情双重影响消费市场与企业生产之下,导致企业运营严重受损,资金枯竭,企业流动性与信贷问题也将“感染”了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金融危机很可能接踵而来,所以美联储要下重药!

观点:在下一次矿工迁移中,俄罗斯可能会占据比特币哈希率的18%:金色财经报道,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日益增加的监管压力、税收负担和能源成本可能会导致加密矿工的新一轮大迁移。他们声称,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有能力占据全球比特币哈希率的 18%。[2023/5/8 14:49:44]

此刻我们不妨回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执行“量化宽松”的经验与事后检讨,有助于我们对目前在疫情压力下再次启动“量化宽松”的合理期望。

“量化宽松”一般是在非常时期,尤其是当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如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再贴现率,或执行公开市场操作而使政策利率已下跌至接近零水平(“成本宽松”)后,银行系统还是不能创造信用,刺激经济活动,增加总需求,造成可能面对严重的经济萧条,而采取的终极手段。

其中主因之一是银行对信贷风险特别敏感,放贷意愿特别弱,造成放贷活动特别低糜不振,银行有充裕的资金但却囤积资金没有放贷给企业或家庭,也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trap)。这时,就如美国次贷危机后的情况,美联储就以大量印新钞票的方式,扩大它的资产负债表,从2009年700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4.4万亿美元,利用新钞除了购买国债支持政府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也向银行甚至非银行机构大额购买非国债金融资产如按揭贷款支持债权,增加其流动性,同时直接影响长期市场利率如降低按揭利率,以刺激房贷活动。

观点:CBDC是一种信任:金色财经现场报道,10月28日,第六届区块链全球峰会的数字金融主题论坛于上海开幕,在论坛的圆桌讨论环节,

Lightnet Beam分享表示,区块链技术是一个真正的技术,带来了下一代的工业革命,通过区块链技术就可以更好的有效的进行交易,也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多的支付手段,我们金融行业的基础设施会被重塑。

Terraform Labs CEO Do Kwon分享表示,有些国家已经试点法定数字货币,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CBDC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实际商业上遇到的问题。不同货币间都可以交易,如果有各种个样的CBDC,可以获得更多互操作性。

ConsenSys香港董事夏多希分享表示,80%的央行已经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需要可以在各个领域被使用,而不只是银行之间。大众的市场需要一种锚定信任的工具,所以CBDC是一种信任。[2020/10/28]

所以,“量化宽松”主要作用之一是当银行没有发挥创造信用货币导致货币乘数不理想的时候,为了提供振兴经济活动的条件,央行大量印新钞,绕过银行系统向经济实体如政府,企业甚至家庭个人注入大量资金,增加的是基础货币(含在社会流通的现金),从而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因为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

声音 | 巴西总统:不知道比特币是什么:据Cointelegraph报道,巴西总统Jair Bolsonaro表示,他不知道比特币是什么,并且赞同暂停一项为土著人民提供一种加密货币的项目。据悉,该加密货币项目由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FUNAI)和联邦弗鲁米嫩大学(UFF)发起,价值4490万巴西雷亚尔(1150万美元)。[2019/6/6]

央行单独举措拯救不了经济

应该这么说,这一轮疫情来袭之前,全球经济虽然处于低增长水平但并没有经济萧条的威胁。再来,银行系统在次贷危机后的去杠杆化和监管机构强化对银行的资本与流动性等的监管要求,银行总体实力趋强也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的迹象。

但是,这一轮疫情严重影响了全球消费与打乱了企业供应链,很可能会造成大规模企业信贷与流动性危机,拖累银行与金融市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所以,美联储在股市出现剧烈波动后,决定除了传统工具外再次动用非常规的“量化宽松”和商业票据融资等重药,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希望防止股市崩盘,短期直接的目的就是要防范金融危机,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希望央行的单独举措能够拯救经济是不合理的期望,那需要积极严格控制好疫情的散播,和更有针对性的政府财政资助配套以提振消费恢复企业生产从而舒缓疫情影响来配合。

声音 | 观点:区块链有望引领科技板块反攻:联讯证券认为区块链有望引领科技板块反攻。科技主线有望回归最强音,带领大盘继续反攻。科创板的出台、重组新规的发布等金融改革将丰富科技公司的融资渠道,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政策预计也将持续推进落地。在顶层重大信号的释放下,新的技术周期将逐步崛起,建议关注A股市场区块链、数字货币、5G、物联网等相关概念股。

渤海证券表示,配置方面,本周进入到三季报发布的最后阶段,短期仍需业绩层面的防雷。题材方面,未来将加速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预计A股相关题材个股将迎来短期炒作过程,资金特性在这一阶段将更为主导。而中期来看,5G之后科技板块缺乏进一步的市场热点,区块链政策的到来或将成为科技板块整体预期抬升的又一关键,建议投资者持续关注其发展。(第一财经)[2019/10/28]

为什么央行被当成是“超人”?

货币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在近几年来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轻易地被央行采用,而央行也被当成是“超人”或是“救星”来刺激与拯救经济.?为什么?主要原因包括:

动态 | Jameson Lopp再发澳本聪研究文章 逐条反驳其自称中本聪的观点:据CCN消息,比特币核心开发者Jameson Lopp在比特币杂志上发布关于文章,逐条反驳澳本聪(Craig Wright)自称为中本聪的观点。文章内容显示,通过研究Craig Wright自2009到2010年间在公开场合发表的100多篇博文的具体时间,和此时间内中本聪发布的一些电子邮件、论坛帖子和代码的具体时间作比较,从作息角度难以证明澳本聪是中本聪。此外,通过与与澳大利亚政府联系,获得的大量Craig Wright服兵役信息显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Craig Wright属于澳大利亚军方。但在文章最后,Jameson Lopp表示经过法律审查之后,他不会继续发表他的研究报告。此前4月25日消息,Jameson Lopp曾在推特上称,从作息角度分析,澳本聪似乎不可能是中本聪。[2019/5/10]

一,执政与在野政党们在国会对财政政策与配套的制定可能会争议不休,如过去美国参众两院针对“巴菲特”富人税,减军费,“财政县崖”等课题各持己见不能达致协议,而耽误了救急的时机。在实施民主制度的国家,央行是相对独立的尤其运作独立性,不需国会投票来决定货币政策,因而央行能较自由较迅速做出决策推出应急措施

二,正确的中长期经济改革或经济结构重组计划不易实施,因为选民或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不接受,或面对社会习俗文化障碍等。如日本政府想鼓励年轻家庭妇女回去工作以解决人口老化劳工短缺的问题但面对社会传统和职场文化等障碍而不见绩效;而且经济改革或重组计划也需要时间实施,短期内不容易发挥作用

三,最后,央行“有钱”因为它可以印新钞票!何况今天在信用本位货币制度下印新钞无需黄金做储备的。政府则不可以印钞。

所以很多国家如美英欧日等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避重就轻,政府都期望甚至想办法影响央行在短期内下重弹着力救经济,央行一时被学者形容为救国家经济的“最后的决策者”(policymakersoflastresort)!

央行货币政策真的是”超人”吗?

2011年10月5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对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说“提出加强经济增长的根本政策,不在中央银行的范围之内”。伯南克也呼吁国会即使要争取长期减少预算赤字,短期内财政政策也不应过度削减开支,并表示促进经济增长和制造就业是美联储和领导共同的责任。

2016年2月27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公报这么说“我们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来维护和增进经济复苏。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我们财政战略的目标是提振经济,我们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我们也将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将支出优先用于支持高质量的投资。我们重申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的作用,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支持。加快结构性改革将提升中期潜在增长,并使经济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韧性。”

以上金融领导们的讲话清楚表示央行的单独举措是救不了经济的,它主要作用是维持金融稳定,确保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提供持续性和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就目前疫情来说,最终商品与服务供求的复原还是需要财政和经济结构性改革如重组供应链等政策的配合,才能实现可持续,健康与平衡的经济增长。

“量化宽松”带来新问题和新挑战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多国启动“量化宽松”这个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虽然它带来了一些效果,但也引起决策者与学者热烈讨论这个工具的争议性,尤其是央行执行“量化宽松”一些做法的正当性。

一,财政挂帅(fiscaldominance)。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如果不想提高一般不受选民欢迎的税收,只好依赖国债发行。若资本市场对国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央行就需要印新钞来购买,不然会导致国债利率上升,对整体经济不利。央行因而累积更多的国债,导致央行“泥足深陷”不得不支持国债。

二,准财政政策(quasi-fiscalpolicy)。全球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向房利美,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AIG等非银行机构购买如住房按揭抵押证券等金融资产,直接分配资金拯救这些非银行机构,使货币政策带来显着的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effect),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区别。

三,最后的做市者”(buyeroflastresort)。央行印新钞扩大资产负债表,直接购买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证券及其他“有风险”金融资产(riskyassets),承担了金融风险而可能会遭受损失,而不是执行央行传统职能“最后的贷款人”,进行有高素质抵押品如“无风险”国债的短期放贷给银行。这在美国引起白宫“审计美联储”的呼声而可能导致央行受影响,失去其独立运作的原则。

四,道德风险。金融业者会失去谨慎经营业务的纪律,尤其金融业高管平常时期从事高风险业务,增加杆杠,创造高盈利牟取巨大花红满足私利。遇到危机时则期待央行出手救助。

这些争议有待日后进一步想方设法来解决,但它多少惊醒央行目前在采取“量化宽松”时需要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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