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扎克伯格宣布，将Facebook母公司名字改为“Meta”，大力宣传其“元宇宙”商业规划。“元宇宙”由这样一些关键词构成：在场、虚拟形象、个人空间、瞬移、可互操作性、隐私安全、虚拟商品、自然界面”。他宣称，元宇宙不仅将为所有现实中的生活场景提供在线的数字版本，而且还可以提供现实中无法满足的全新交互可能，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愿望和欲求。
批评意见指出，“元宇宙”的商业愿景存在诸多弊端：它让公司舍弃了原有的核心业务而走向了虚无的幻境；“元宇宙”的治理模式更值得怀疑：推特公司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公开称，“元宇宙”意在建立一个“异托邦”；甚至，“元宇宙”的技术基础也是一笔糊涂账：当人们将虚拟现实、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诸多信息技术热门领域全部与“元宇宙”建立关联时，“元宇宙”的热度和期望一再升温，却未能呈现出一条具体路径，以统合如此之多的技术领域。人们并不清楚，“元宇宙”究竟会否到来，将在何时到来？
元宇宙，一种“营销话术”
11月23日，某知名歌手花费约12.3万美元购买了三块“虚拟土地”，“虚拟炒房团”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理性的人看到“几天疯涨1000倍”的“致富”神话，所感知到的却是几乎与电信无异的“套路”——现实土地的稀缺性，在“元宇宙买房”并不存在，却人为用“买房”类比，而制造出一种稀缺假象，从而抬高“虚拟土地”的价值。但仍有人乐此不疲。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月韩国首尔市政府的一则通告。该市政府宣称，将在2022年底前入驻“元宇宙”，通过一个新的平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文化服务，居民可在虚拟的市政厅中，和当地官员的虚拟化身见面，要求他们提供服务或向他们提出投诉。通告称，将建立首尔市在“元宇宙”中的“虚拟市政厅”，建构居民与政府机构“无接触的交流”。
“元宇宙买房”和首尔市政府的构想貌似背道而驰。一方面，由商业公司推行的“元宇宙”，至今所呈现的，几乎成为“郁金香狂热”的翻版。这很难容许我们对“元宇宙”的未来抱有太大希望。另一方面，首尔市政府的计划试图将城市的公共功能复刻到网络上，从而赋予其公共价值。但这两条在公共价值上看似背离的道路，本质上殊途同归。正如彭博社评论所指，对“元宇宙”的应用与设想，目前都还只是“我们在物理世界中生活方式的数字摹本”。作为一个“摹本”，它势必将一些事物“生搬硬套”地加以延续，浑然不顾这一“数字摹本”已丧失了过去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基础。
“元宇宙”不因为具有“虚拟市政厅”就能成为公共交往的“城市”，也不因为“虚拟土地”和“房地产”的买卖就能给人安身立命之所。目前来看，与其说“元宇宙”如扎克伯格所描绘的那样，是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终极城市”，不如说，它更像是圈地谋划而功能缺失的“卫星城”，其运作无时不刻指向的终究是那个已存在的、物理世界的“中心”。目前，“元宇宙”与“在场”“形象”“空间”等关键词的联系主要是修辞性的。无怪乎埃隆·马斯克评价：“元宇宙”是一种“营销话术”。
虚拟分身、远程在场与已到来的“元宇宙”
如果我们深挖“元宇宙”修辞中的几个关键词，也许更能理解，它为什么会一夜之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将其视为一种虚拟的社交平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样的“元宇宙”早已到来。1999年，比尔·盖茨就提出：“我们要开发出一个软件，能让处于不同地方的人一起开会——该软件能让参与者进行交互，并让他们感觉良好”。20多年之后的当下，人们已对在线会议再熟悉不过，而盖茨对“云服务”的叙述——“未来的记录将都’在云端’，在互联网上，不断地得到备份和同步”，也都一一成为现实。盖茨并没有提及“元宇宙”，但扎克伯格所描绘的“元宇宙”，事实上同盖茨的设想十分相近。
当今，技术的限制使我们不可能全“身”心地抵达一个虚拟场所；网络会议往往只能带来有延迟、不时卡顿或因操作失误而中断的视频与音频。与此同时，如果视频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关于“远方有某个人”的全部证据，那我们也就不得不仰赖这一重证据，才能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怀疑。
这样一种视频与音频流，也塑造了另一种在场的方式。就像对不同专业、职位、年龄段的网络会议参加者，我们几乎是下意识地预期他们具有不同的视频与音频效果。网络上的音视频事实上已成为人的又一张“面孔”。
另一方面，比尔·盖茨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网络会议，而是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也就是他所说的“远程在场”。
当然，这种“远程在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超出技术限制而达成犹如“面对面”交流的流畅，同时又摒除“面对面”交流时的某些尴尬，比尔·盖茨并未作出具体论述。但他触及了光鲜亮丽的技术畅想背后，更为惹人争议的方面：互联网上的活动将积累下海量个人数据，让说过的言语不再如烟云飘散，偶然的驻足也变得有据可循。盖茨宣称，这些数据将“在云端”构成人们的“数字生活记录”。
我们不妨将这种“数字生活记录”和盖茨对“远程在场”的追求放在一起考虑。今天，从消费到上网浏览到聊天，任何一种数据痕迹的记录，也在不断将我们描绘并分类为不同的“人”，从而在事实上创造出了我们在服务提供商那里的“远程在场”。
它们虽然不如音视频那样直观，那样接近人们“现实”中的社交经验，却在分类上更为“有效”，可以更直接地服务于记录者的权力和有权者的记录。对于电商平台，你就是你经常购买的商品、曾经反复浏览却下不了狠心“剁手”的兴趣热点、在某个纪念日附近会产生的大额消费；对于即时通信软件，你就是你的聊天记录，就是由你日常通讯的家人朋友所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
在这样的“远程在场”中，“人”被功能化为“视听的人”“消费的人”“聊天的人”，这个“远程在场”的分身，是服务提供商24小时不下线的记录行为所塑造，最终，在我们收到平台提供的种种“推荐”之时与它照面。
可以说，“远程在场”不仅是一种通过技术系统而达成的在场，还是一种在技术系统之中的在场。就前者而言，“远程在场”终究是一个隐喻，因为它并没有带来原本字面意义的“在场”；而就后者而言，它是通过数字化手段，通过数据产生出的对“在场”的替代。
如此看来，推特公司的多西嘲讽扎克伯格，也颇有“五十步笑百步”的意味——扎克伯格画下的这只“元宇宙”之“饼”，不过是将互联网企业已在进行的描绘“用户画像”、生产“远程在场”“分身”的商业活动加以具象化。
回到未来：“元宇宙”的价值可能？
这样看来，真正能够作为一个概念自足，而具有创新性价值的“元宇宙”尚未到来。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有待“认识”的新鲜事物，不如说它是一个有待“构建”的领域。
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立场介入“元宇宙”相关议题的讨论中，重要的或许就不是扎克伯格、比尔·盖茨等人说了什么，抑或科幻小说曾如何描绘“元宇宙”的“异托邦”，而是借这样“元宇宙”这一尚未到来之场域的名义，在现实技术的可能范围内，赋予其可追求的价值。
哲学家弗鲁塞尔指出，人类所建构的城市，正从一个“地理”的时代转而进入“拓扑”的时代。其标志是，传统上对于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及理论空间的区分已随技术的普遍介入而模糊：“由于电视电缆的存在，公共空间侵入了私人空间；由于汽车等设备的存在，私人空间渗透到公共空间。而理论空间已经渗透到了这两个方面，以至于它不再能被识别。”相对地，我们应当把城市理解为一个信息洪流中的“波谷”，它是“思想、情感、意图或知识等信息”在流动中汇聚的场域，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流经此地而汇聚、共振。
“元宇宙”的出现，恰好可以为我们描绘和实现这种新的城市图景提供一个有待填充的“容器”。相比人为制造的、数量上的“稀缺性”，更为持久的价值仍来自思想、情感等的汇聚，在于建构质性的稀缺——就像艺术中创意的稀缺那样。
由此，我们需要的也不再是“分身”镜像式地给出的“推荐”，而是在于一种真正的个性化，即体现自我决定的意图与责任的个性化。“元宇宙”不应该只是现实世界的翻版，更不能是现实中让人不满的部分的翻版。
作者：朱恬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涵洋，系互联网行业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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