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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人类只有在原始公有制社会，才能实现民主制和人人基本平等。私有化以后，必然发展到“一家天下”的君主制，同时必然等级森严，社会不平等。在私有化社会，人民在不平等封建制度下长期生活所形成的习惯，以及当权者对人民持之以恒的思想教育，使不平等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成了人民的核心价值观。
唯独欧洲一边私有化，一边不舍不弃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结果使欧洲私有化的进化道路最为曲折，欧洲最终仍然进化到了“一家天下”的君主制国家，仍然形成了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
可是欧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竟然一边把私有制推到了最高阶段，一边又把民主平等自由推到了最高阶段。民主平等自由与其说是，不如说更是经济。它们与私有制毕竟是相互矛盾的，却双双被推到了最高阶段，表面看是完美和谐的，但其内在深层次矛盾必将逐步癌化，承载它们的躯体也终将因为癌症晚期而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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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私有制世界化，其分为北美和澳洲——南美——西伯利亚和中亚——非洲四个模式。
北美和澳洲的原居民几乎被盎格鲁撒克逊人赶尽杀绝了，原居民的公有土地，全变成了白人种植园的私有土地。
例如美国最早的13州，全是掠夺的印第安人土地，之后又通过西进运动向西部扩张。所谓西进运动，就是凡愿到西部开垦的白人，开垦的土地全归自己所有。好莱坞大片将此描写成了一个又一个西部牛仔英雄的故事。故事都是西部牛仔英雄孤身打败野蛮的印第安人，然后开疆拓土，建设西部。事实上是西部牛仔用炮屠杀手持弓箭的印第安人，夺得他们的公有土地据为己有。西部牛仔是强盗、屠夫而不是英雄。
南美的殖民主义者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他们没有杀光印第安人，因此很多土地仍为印第安人所有。但是后来通过资本收买，土地还是大多流入白人农场主之手。失去土地的原居民，只能进城栖身于贫民窟，结果很多城市的贫民窟比城市还大。
西伯利亚和中亚被沙俄帝国殖民掠夺后变成了沙俄的领土，沙俄当时还是农奴制国家，所以西伯利亚和中亚凡能开发的原居民公有土地，都变成了沙俄农奴主的私有土地。
欧洲人一度狂热地去非洲探险，比利时国王发现了探险者带回来的良机，1870年以帮助非洲引进文明为名，在布鲁塞尔召集了一次会议，号召各国去开发全球唯一未受文明渗透的地区，最初并没有什么反响。1879~1880年，比利时摸索出了一条妙策：在刚果成立了一个“国际刚果协会”，然后与那里的酋长们签订了很多条约，将总计至少1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移交给协会。
这些酋长只是象征性地得到了一些报偿就签下条约，意味着永远失去了自己的部落和土地。酋长们实际上并没有拥有部落和土地的所有权，只是代表神在行使这种权力,因此，他们以为是卖不掉的。那么既然有一点小好处，为什么不签个字拿到手呢？他们就是这样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像到菜市场贱卖萝卜白菜一样，把并不属于他们个人的部落和土地卖掉了。
即使想出了这样的妙策，以小国比利时的胃口，也只能吞下一个刚果。可比利时这个妙策，却让欧洲列强发了疯，乃至在短短20年间，欧洲列强就完成了对非洲的瓜分。
只给非洲留下了两个独立的国家：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看看非洲的地图就知道了，非洲国家的边界多是直线。是的，既是瓜分，一刀切下，没有不直的道理。因此，同一部落，同一民族，往往被切到了两个甚至三个国家，如索马里兰就是。因此，给非洲的种族矛盾和土地纠纷埋下了祸根，非洲一些地方至今还战乱不止。
在短短三四百年间，欧美就通过殖民掠夺，让美洲、澳洲、非洲以及亚洲西伯利亚等地原始部落的公有土地，全部私有化了。这意味着从广度而言，整个世界的土地都私有化了。
上述是资本主义把私有制推到最高阶段的第一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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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私有制极端化，带头者是美英两国。
私有制极端化还得从社会主义说起。
1929年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时，唯独苏联经济一枝独秀。苏联又成了在二战中战胜纳粹的首要力量。二战后世界又分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而且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明显处于上升期和进取一方，资本主义阵营则处于战后恢复期和防守一方。
因此，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一章中，有下列四段表述：
“在先进国家之内，情况已经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维多利亚时期大为不同。几乎在不知不觉中，纯粹的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的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考验。它的表现不仅要过得去，而且要好上加好······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的信心已经明显发生了动摇。”
“于是，像哈佛大学的J·熊彼特那样知识渊博的社会哲学家认为：他们可以预言社会主义在1945年以后的年份代替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鸣锣开道的情况下，现代混合经济的‘新经济学’开始占有统治地位。如果凯恩斯死后有知，那他也会说：‘我已预见到了现在。果然如此!’”
“在阳光普照之下出现了某种新事物。被预言为必然的时间表——野蛮状态到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暂时变成了神话。”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盛行，例如国民党政权就是公有制经济占30%，私有制经济占70%。为什么到了80年代初，美国要带头推行极端的全盘私有化呢？
对于美国来说，有国际国内两大背景。
国际，中国经济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后遗症中走出来，苏联经济在勃列尔涅夫执政后期也陷入停滞，美国便将公有制经济判了死刑，认为有必要推行极端的全盘私有化。
国内，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的诱因，是因为银行的钱全进了股市，工业农业商业发展严重缺资金，实体经济大衰退导致大失业。所以，罗斯福总统制定了一个《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商业银行投资，只允许投资银行投资。可是美元脱离金本位后，可以无限向股市注资，那些投资银行在股市赚得笑呵呵，商业银行却只有干瞪眼。商业银行强烈要求与投资银行一视同仁。在这种背景下，里根政府便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让经济由市场自由主导，不需要国家那只“看得见的手”去控制；全面推行私有化，因为私有化是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的关键；弱化国家功能的同时，政府也通过控制利率和货币供应来调节经济，这就是货币主义。于是乎，限制商业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自然被废除了，对金融的管制也取消了，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可以无拘无束玩“钱变钱”游戏了。
英国撒切尔夫人之所以也紧追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是因为她想英国成为第二金融帝国。也就是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伦敦要成为世界金融副中心。
新自由主义渐渐形成了“华盛顿共识”，推行极端的全盘私有化与否，关系到市场经济地位是否被认可，这无疑上升到了“正确”的高度。所以，除了法国等极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都推行了全盘私有化。例如中国30%的公有制经济，全变成了私有制经济。美国当然更极端，连消防、救灾、军队后勤等部门也都私有化了，军工企业的国有股份，也都转卖给私人了。极端私有化的副作用，后面再专章分析。
所以从深度而言，资本主义全盘私有化把私有制推向了极端，算得上资本主义把私有制推到最高阶段的第二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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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催生民主制有其必然性，这必然性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土地，以土地为核心的单一农耕经济，最需要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而专制的君主制更有利于实现这一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资本，土地只不过是资本中的一种，以资本为核心的复杂工业经济，最需要市场竞争和法治社会，而竞争与法治必然催生民主制。
资本主义催生民主制有五种因素。
一是荷兰的共和分权因素。
荷兰没有君主和贵族，打独立战争只能由各省的资产阶级出钱。22年独立战争胜利后，自然是哪个省资产阶级出的钱多，哪个省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的席位就多，也就是分得的权力最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就这样在荷兰诞生了。
二是英国的权力之争因素。
英国本土的贵族都是男爵小贵族，谁也无力称王。从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渡过英吉利海峡统一英国后，英国的国王就都是外来户。
本土的小贵族们自然要联合起来与国王争权。一百多年争来争去，到了1215年，贵族们终于强迫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列举了公民若干基本权力，否定国王有支配任何一种公民的个人财产和自由的权力。大宪章让英国成为一个法治而不是王治的国家。
国王亨利三世违犯了大宪章，男爵们便武力相向，亨利三世1265年战败被俘。男爵首领为进一步限制国王权力，便增加州郡和市镇非贵族名额参加国民会议。因为开会时，非贵族和贵族及教士不能坐在一起辩论，于是形成了上议院和下议院。两院都争权，尤其是下议院，坚持要求在国内享有处理征税的全权。两院争得的权力越大、越多，国王剩下的权力越小、越少。
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国王只能接受既成事实，下议院因此反而成了议会的正规部分。非贵族代表能与主教和贵族们一同出席国家立法机构的会议，这实在是一种创举，爱德华反而在历史上有了独特的地位：他的议会被后人称为“模范议会”，英国也实际上成了共和国。
资产阶级出现后，逐渐进入议会并控制了议会，国王的权力更加虚化。从1837年到1901年长期执政的维多利亚女王，深知必须放弃做君主的欲望，否则连象征性的君主也做不成。在她的时代，代表乡绅、地主利益的保守党，取代了从前的脱利党；代表城市商人利益的自由党，取代了从前的辉格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谁执政谁的党首出任首相。英国正式成了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
三是美国的思想信仰因素。
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最初13州的本土自然也没有君主和贵族。8年独立战争，也是有产者出钱打的。但和荷兰不同的是，美国的有产者大多是种植园主，更确切地说是奴隶主，不是资产阶级，因此独立战争胜利后，不可能像荷兰那样自然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按理，美国应该建立一个农奴制的王权国家，但当时美国的有产者精英们，都坚定地信仰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他们正是痛恨欧洲等级森严的君主集权制度，才到美洲闯天下的。因此，他们根本没考虑把美国变成一个王权国家。
结果只成立了一个大陆委员会领导13州，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欧盟。如果不是再次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威胁不断加大，欧盟形式的美国或许会长期存在。
11年后的1787年，在费城制宪会议上，美国有产者精英们在长达4个多月时间里热烈讨论。他们有激烈的争论，也有睿智的雄辩；有强硬的坚持，也有理智的妥协；有伤心的抱怨，也有开心的共识；有现实的考虑，也有长远的憧憬。最后，美国宪法终于诞生了。韦尔斯在其《世界史纲》中概括道：当邦联条款草拟时，人们想到的是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及罗德艾兰人民等等，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合众国人民”而不是“我们各州”······它应该是一个“联邦”政府而不是邦联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核心是权力制衡。一是总统、议会、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二是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与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相互制衡；三是无论大州小州，在参议院有同等的代表权，这样小州就可以对在众议院有较多代表名额的大州起制衡作用。人们谈起美国的宪法精神，往往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关于权力的制衡。美国人选举了当权者而又同时制衡权力，使政府既是权力中心又必须为人民服务，而这才是民主国家政府最基本的特征。
美国人的权力制衡显然比古希腊人高明多了。古希腊雅典城邦为制衡权力，竟然设9个权力相等的执政官，即9个国家领导人，斯巴达城邦则设了两个国王。
四是法国的人民革命因素。
法国第一等级的教士大约10万人左右，第二等级的贵族大约40万人左右，第三等级中农民约2000万人，城里人和资产阶级约400万人。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却拥有35%的土地，只缴纳少许或不缴纳税。第三等级几乎承担了所有的税。尤其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只拥有30%的土地，但既要向国家缴税，又要向教会缴什一税，向贵族缴封建税，不堪重负。
因为常年战争，财政亏空，国家面临破产，国王路易十六便恳求一二等级缴一点税，但遭到强烈拒绝和抗议。路易十六尽管放弃恳求并将相关大臣免职，一二等级依然不依不饶，要求召开125年没开过的三级会议，进一步从法律上保障他们不缴税的特权。
路易十六和一二等级都忽视了125年后的新变化：一是法国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哲学家，他们使法国成了启蒙运动的摇篮；二是有了英国和美国民主化榜样，法国人民尤其是资产阶级深受影响和鼓舞，他们正好要借三级会议提出自己的主张。
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了，第三等级提的第一个主张，就是这次不能按“级”表决，而要按“人”表决。因为第三等级代表有621人，比一二等级的代表之和还多。
一二等级对第三等级的主张极端仇视，路易十六竟然下令把第三等级的成员关在王宫内的会场外面，同时王室的军队在向巴黎和凡尔赛宫移动。
革命就这样促成了。饥饿的巴黎人民起来援助第三等级，暴动了三天，外省来的军队没敢对群众开。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这一天后来成了法国人的国庆日。
巴黎设立了临时政府，还迅速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巴黎起义迅速传遍整个法国，其他大多数城市也建立了临时政府和国民自卫军。东部和西部诸省的农民，攻打并烧毁了贵族的住宅，销毁了封建地契，地主们或被杀或被赶走，有些地方主教们的住宅也被搜索和抢劫。各市镇以选举出来的官吏代替国王的官吏，并组织了自己的国民自卫军。旧有的王室和封建法庭都终止职权，地方政府的旧体制都垮台了。在一个月内，古老腐朽的贵族阶级的体制崩溃了，许多重要的亲王和王侯的党羽逃亡国外。
法国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但路易十六不甘心失去权力，企图复辟，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还有近2000王党分子也被镇压了。
法国革命演变成了欧战，成全了战神拿破仑。因为欧洲王权国家都害怕落得和路易十六一样的下场，纷纷派兵攻打法国，结果反而让拿破仑各个击破。拿破仑差一点统一了欧洲，直到他兵败滑铁卢后，法国大革命才最终失败。
虽然法国又王朝复辟，但有了法国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国王再很难坐稳旧王位。欧洲1830年的革命又从法国开始，导致法国改朝换代。1848年法国爆发的“二月革命”，又扩大到欧洲，史称欧洲1848年的革命。“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同发起的，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70年9月，巴黎分别成立了两个政府：一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临时国防政府，一为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组成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法国就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五是俄国的世界大战因素。
沙俄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外突然结束了君主制，实现了民主制。
沙俄在一战中，外接连遭受惨败，内爆发全国性农民起义，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沙皇实际上是拱手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指望资产阶级在俄国建立一个和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民主制政权。没想到资产阶级既软弱又无能，根本不可能把沙俄从绝境中解救出来，结果使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获得成功，俄国变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人人在经济上平等，所以只有社会主义一开始建立的就是全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前期建立的，都是只有少数人才拥有选举权的有产者民主，这种民主才似乎与资本主义更是同一血缘。可是到了后期，资本主义一边把私有制推到了最高阶段，一边把民主制也推到了全民民主的最高阶段，这二者似乎并非同一血缘。不同血缘却又融为一体，会患上不治之症吗？
所以从矛盾对立而言，资本主义把不同血缘的私有制和民主制，同时推到了最高阶段并融为一体，这算得上是资本主义把私有制推到最高阶段的第三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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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虽然极其崇拜人人自由平等，但直到当代资本主义，才真正实现了这一目标。
蔡申在其《西方文化述要——认识你自己》一书中概括道：
希腊城邦制实行的是以公民权概念为核心的制度，“主权在民”和“人人平等”是它的原则；
古希腊人有一种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他们骄傲地把自己称作“自由人”；
自古希腊以来，关于独立与自由的呼喊一直伴随人类的成长。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为人权自由进行的大张旗鼓的现代理论建构，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到美国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独立与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贯穿在西方社会和历史的每一宏大叙事中。
但事实上，古希腊各城邦国家根本没有实现人人自由平等，因为奴隶和外邦人几倍于古希腊人，所以至少2/3以上的人并没有获得自由平等。奴隶承担了种田等所有劳动，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由于古希腊城邦国家都军事化了，古希腊人因此实际上都成了职业军人，他们终身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外作战，对内看管奴隶，包括看管外邦人。
罗马民族只有15万人，可是他们建立的罗马帝国达1·5亿人！即使15万罗马民族中，也没有实现人人自由平等。因为极少数人成了大大小小的贵族，绝大多数人成了罗马军团的终身职业军人，想回家种田的自由都没有。至于罗马民族之外的人，大多是被征服者，不是变成了奴隶，就是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而事实上他们都是罗马没有公民权的公民。所以，当日耳曼诸部落入侵西罗马帝国时，抵抗的只有罗马军团，罗马民众不但不抵抗，反而纷纷参加了日耳曼人的大军。因为很多罗马民众认为，日耳曼人即使野蛮，也许不会比罗马的收税官和奴隶监工更为残酷。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日耳曼人在公有制的部落时期，倒是人人自由平等。进化到私有制国家以后，就形成了教士、贵族、平民的三级社会，毫无自由平等可言。
进入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有的只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也是毫无自由平等可言。
可是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一边把私有制推到了最高阶段，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一边又把全民人人自由平等推到了最高阶段。这二者其实也不同血缘，融为一体后，也会患不治之症吗？
所以从矛盾对立而言，资本主义把不同血缘的私有制和人人自由平等同时推到了最高阶段并融为一体，也算得上是资本主义把私有制推到最高阶段的第四大标志。
是的，不同血缘，相互矛盾，却被资本主义融为一体，这为以后出现世界经济终极难题埋下了伏笔。
作者张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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