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战争的推进，土耳其政府要求其盟国提供越来越多的补贴和贷款，但对于德因提出要在帝国财政和货币体系中推行改革的种种建议，却置若罔闻。
在德国人与土耳其人就外高加索地区各自的利益领域，以及其他一些经济问题进行讨价还价时，同盟国的军事局势正逐渐恶化。
1918年10月30日的《穆德洛斯停战协议》要求土耳其政府断绝与同盟国的关系，德国在土耳其的外交和领事机构也逐渐被关闭，双方联盟关系走向终结。
一、德国无望主导奥斯曼帝国经济
在战争最初一年半的时间里，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几乎完全是出于军事考虑，所以让土耳其军队在战场上尽可能有效地增补同盟国，几乎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和文职领导人唯一关心的问题。因此，他们不愿意就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以及奥斯曼帝国内部其他各种问题作出激烈的反应。
直到1916年，尽管直接的军事需求仍然是德国领导人关心的核心问题,但在鲁登道夫进入德国最高统帅部之后，德国已经开始计划并力图扩大其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影响力。
由于土耳其深谙韬略和坚定不移的对策，加之德国人自身分歧不断，德国的这种扩张性努力只收获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果，比如《士-德军事公约》”,以及土耳其向德国公司提供一些采矿特许权。在大多数其他经济问题上,德国人没有取得一点进展。
土耳其政府从未就德国在其未来经济发展中所占的份额做出任何承诺，并坚决拒绝为德国利益集团而清算大量协约国的控股。在奧斯曼帝国建立的德国银行和商业机构，并没有因战时两国的盟友关系获得多少利润;尤其是巴格达铁路公司，实际上已经濒临破产。
在金融和货币事务方面，土耳其人也有效地控制了柏林的野心，坚决拒绝篡改英国和法国在奥斯曼帝国银行的特权地位，拒绝使用德国政府未发行的纸币,并成功地抵制了德国试图在给土耳其提供的贷款上附加额外条件的行为。
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从德国获取的贷款和信贷已经达到了5亿马克，许多德国专家当时就确信，大部分预付款土耳其人是永远不会如数奉还的。德国官方和私人集团在奥斯曼帝国稳固经济地位的努力也是徒劳的。
没有成功说服给德国铁路公司提供足够的补偿、给巴格达铁路项目提供承诺的资金。大部分的铁路修建都是在战争年代进行的，但最终都是由德国政府出资。从1917年开始，德国试图清除在土耳其的法国和英国经济型企业，为自己开拓新的投资机会，但遭到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卡维德的强烈反对。
根据CUP的态度，一些德国官员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奥斯曼帝国保持真正的、长期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看来是不可能的，甚至都不要再有所期望了。
1917年6月，驻土耳其大使冯.库尔曼向贝特曼.霍尔韦格总理指出，鲁登道夫和其他人要求德国更多地参与奧斯曼帝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不会被土耳其接受。
未来德国资本是否能在土耳其铁路系统的建设中扮演一个独家角色，仍然是个问题。“除了绝对必要，我们是否真的应该把德国资本放在土耳其这张牌上(现在看来还是张危险的牌),在我看来不应该未经深思熟虑就妄下决定。”
库尔曼还认为，一旦战争结束，再去“制止或阻碍土耳其和我们敌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恢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不赞成某些悲观者想让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就抛弃土耳其的观点，认为它就像一个被榨完汁的柠檬。
另一方面，我也不建议国家向土耳其投入的资本要比之前我们维护地位的要多。”库尔曼的继任者冯.伯思斯托夫则走的是强硬路线，对土耳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合作感到非常恼火，并且越来越怀疑其对同盟国军事援助的价值。
1918年1月，他向乔治.冯.赫特林总理建议“最后一次将土耳其经济与我们绑在一起的时刻到来了”,而且表明:“除非土耳其愿意让我们在未来主导他们的经济，那么在当前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为她在军事、金融和外交方面做出巨大的牺牲就是值得的。
如果土耳其不接受，它对我们来说就没什么价值了。”但是，鉴于之前库尔曼坚持的观点，伯恩斯托夫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柏林的重视。与此同时，鲁登道夫和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继续梦想，并推进和奧斯曼帝国之间所谓“亲密的”经济关系。
总之，在战争年代，德国政府机构和私人利益集团为提高德国在奧斯曼帝国的经济影响力所做的努力，通常都是不成功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青年士耳其党设置了重重阻碍，而且德国官方从来没有就如何与奧斯曼帝国建立一个良好且密切的关系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战争上同盟国逐渐失势，奥-德联盟关系岌岌可危。
二、奥-德溃败,联盟终结
自1916年8月起，巴尔达、西奈半岛、耶路撒冷先后陷落。到1917年底为止，土耳其军队虽仍不言败，但依然对这场大战不抱希望。恩维尔帕夏的姐夫，《Ikdam》报纸的编辑杰夫代特贝伊说道:“
君士坦丁堡处境危险，人民载声怨道，就连一些政府领袖都认为在完全被扼杀之前，有必要先摆脱德国，与英法单独媾和。但是选择这条路，就要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其他一些报纸也报道了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关系越来越紧张，以及土耳其政府不得人心的消息。而曾任驻埃及公使的沙菲克帕夏)则比较乐观，他声称君士坦丁堡一切均好，恩维尔自收复高加索地区领土后，声势大增。然而，到1918年夏，协约国部队已经成功遏制德国在西线的势头。
9月，对土耳其人的两大打击是其在巴勒斯坦的灾难性溃败，以及协约国军队在马其顿的胜利。其他危险信号也频频释放，前线逃兵现象严重、奥斯曼帝国内部经济和行政混乱不断、土耳其军队无力抵抗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英国陆军元帅埃德蒙.艾伦比将军率领部队向北推进安纳托利亚、邻国保加利亚遭遇军事崩溃退出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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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的投降中断了土耳其和德国之间的交通，德国的各种补给无法抵达帝国境内。而此时，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德国及其盟友再也无力抵挡来自美国的挑战。听闻德国人希望美国出面协调与英法关系时，青年土耳其党人意识到自己同样除了求和，别无选择。
10月初，土耳其政府接受“14点计划”，停止敌对行动，开始和平谈判，但要求达达尼尔海峡的“担保权”归“土耳其所有”，才会接受和平解决方案。”为了防止巴尔干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土耳其政府敦促柏林方面让多布鲁贾(属保加利亚)向罗马尼亚投降。
与此同时，土耳其内阁也进行了彻底的重组。到10月中旬，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领导的新团队已经接管了政府，此后不久，停战谈判开始。但为了安抚德国人，土耳其政府将谈判时间推迟了一周。
10月26日，当拉乌夫带领的土耳其停战代表团，到达高夫.卡尔索普所在的船只时，塞克特和其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官员，正在组织各个亚洲战场的德军撤退工作。10月27日晚，伯恩斯托夫也在撤退洪流中。启程前，他向土耳其政府保证，他的离开并不代表双方外交关系的破裂。
经过4天的谈判，奧斯曼帝国与协约国代表英国于10月30日签订了《穆德洛斯停战协议》，翌日正午生效。《穆德洛斯停战协议》规定:
1、土耳其开放海峡，协约国占领据点把守;2、遣散大批土耳其军队;3、“任何可能威胁到协约国安全的情况下”，协约国有权占领或控制某些战略要点;4、协约国控制土耳其的所有铁路。9由于拉乌夫的坚持，协约国允许所有在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军队一个月内离开，对那些从偏远地区撤离的人给予额外的宽限期。
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同意终止与同盟国的一切关系。《停战协议》签订当晚，伊泽特向还在叙利亚北部前线的李曼将军发送无线电指示，要求将指挥权转交给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带着他的德国士兵返回君士坦丁堡。
李曼与他的土耳其同事和下属在参加充满感伤的告别会后，和几位参谋乘坐火车在11月4日到达君士坦丁堡。其部下的大批德国军队则在回程中滞留多日，大多数到11月中旬还在途中。
“当李曼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冯.塞克特将军、德国海军人员以及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德军已经撤离到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俄国港口。
11月2日，德国两艘负责运送撤离人员的船只还搭载了一批颇具争议的乘客，即恩维尔、塔拉特、杰马尔以及CUP政权的其他重要人士。他们未经许可的离境在君士坦丁堡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让仍未撤退的德国官员相当不满。
11月3日，发现恩维尔、塔拉特、杰马尔和其他几位战时领导人离开后，伊泽特立即通知德国大使馆，希望与德国合作迅速遣返逃犯。自伯恩斯托夫离开后，德国大使馆参事由冯.瓦尔德堡临时代办，他其实很清楚“逃亡者”的位置，却假装一副完全出乎意料的样子。
为了缓和土耳其政府的情绪，瓦尔德堡询问德国外交部他是否发表“我们将对失踪土耳其领导人的下落进行调查”的声明，但被柏林拒绝。此时的恩维尔正计划前往高加索地区，由于此举充满危险，11月5日，德国外交部要求当时在乌克兰的德国军事当局阻止恩维尔，并向他明确表示，德国非常欢迎他的到来，而且塔拉特和其他几位领导人现已在德国了。
在柏林的指示下，瓦尔德堡甚至拒绝谈论引渡的逃亡者，土耳其内阁试图向李曼将军施加压力。伊泽特指出，至少把逃亡者中的恩维尔和杰马尔送回君士坦丁堡，否则舆论可能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将所有还在奧斯曼帝国的德国士兵作为“人质”。由于1.2万多名德国士兵受到了威胁，李曼立即通知柏林此事，但没有得到重视。
第二天，即11月6日，伊泽特亲自向德国总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写了一封冗长的信。信中指出，几个逃亡的领导人是因为渎职和参与“亚美尼亚事件"而被通缉的，除非他们返回土耳其，不然到时协约国介入，君士坦丁堡将面临重大危机。
结言
11月11日,大维齐尔的信才到达德国外交部，此时威廉二世政权已被推翻，伊泽特本人也被陶菲克帕夏取代。然而无论如何，德皇政府都不会在引渡问题上让步。其实，CUP逃亡的领导人没有一个越过德国边境，直到12月，他们才通过乔装打扮到达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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