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云南玉溪11月23日电题：李家山古墓群如何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
——专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
中新社记者缪超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的发掘，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今年是云南李家山古墓群考古发现50周年，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从李家山古墓群出土文物实证分析和阐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巧夺天工的“牛虎铜案”就是在李家山古墓群发掘出来的，李家山古墓群具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
白云翔：李家山古墓群位于玉溪市江川区城北星云湖畔，自1972年首次考古发掘以来，先后发掘和清理墓葬87座，出土青铜器近3700件，以及大量的铜铁复合器和铁器、金银器、各种珠饰和少量陶器等。发掘者认为，墓地的性质属于古滇文化。古滇文化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李家山古墓群是古滇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学实物遗存之一，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区域特征充分展示了古滇青铜文明的独特性和高度发达水平。
远眺玉溪市李家山。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供图
对李家山古墓群的发掘有两次，在第二次发掘后，发掘者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类，将墓葬分为四类即四期：第一类即第一期的年代为西汉中期武帝置郡以前，第二类即第二期的年代约为武帝置郡后的西汉中至晚期，第三类即第三期的年代约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第四类即第四期的年代约为东汉前期。
为了便于长时段的历时性观察，上述年代和分期可以汉武帝元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09年设益州郡为界，分为“前郡县时期”和“汉郡县时期”两个阶段。
巧夺天工的“牛虎铜案”就是在李家山古墓群发掘出来的。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供图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李家山古墓群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
白云翔：仅就李家山古墓群出土器物而言，其中虽然有少量邻近区域传入或具有邻近区域古文化风格的器物，也有域外传入或具有域外古文化风格的器物，但总体上，主要由甲、乙两大类器物构成，甲组器物是具有当地或本文化特征的器物，乙组器物是具有中原文化或汉文化特征的器物，两大类器物及其此消彼长的变化真实地反映出汉郡县时期“汉夷融合”的历程。
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期墓葬为前郡县时期，随葬品均为甲组器物，即“传统的滇文化典型器物”，未发现中原汉器或“汉式器”。第二期墓葬为西汉中晚期，仍然出土大量滇文化传统器物，同时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各种铜铁复合器大量出现，表明当地开始了铁器化进程，特别是来自中原或具有汉文化特征的器物出现，如铁削刀、铁长剑、铜弩机、铜釜、铜盘、铜镜、铜带钩，以及来自中原或用中原技术制作的金银釦漆器等。第三期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滇文化器物和汉文化器物同时并存，但呈现出前者逐步减少而后者逐步增多的趋势。
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供图
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驯马场面铜贮贝器。缪超摄
第四期墓葬的年代为东汉前期，具有本地特色的铜生产工具和兵器武备大多依然流行，但具有本地特色的铜戈、铜啄、铜殳等兵器，铜鼓、铜贮贝器、铜执伞俑等礼乐仪仗及丧葬器具等不再见到，“珠襦”不再缝缀和使用，而来自中原及邻近地区的汉器和汉式器的种类进一步增多，如铜熏炉、刀形铁锯等。此外，随葬海贝习俗已不见，而代之以用五铢钱随葬，这是海贝作为货币已被汉朝法定铜铸币取而代之的直接反映。
概括地说，李家山墓地的出土器物初步勾划出当地青铜文明逐步融入中华文明洪流之中的历史图景。这尽管揭示的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一个侧面，但却是实证性的、具象化的。
中新社记者：古滇文化融入中华文明之后，其文化传统是否就中断消失了？
白云翔：滇池地区古文明全面融入整体的中华文明之后，当地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中断和消失，而是长期延续。李家山M39、M49和M86古墓，年代均为东汉前期。墓中出土多种来自中原的汉器和汉式器，但与之共存的具有当地传统文化特色的器物依然不少，如铜锄、铜斧、铜凿、铜刮刀等生产工具，铜短剑、铜柄铁短剑、铜矛、铜鞘铁矛等兵器，铜扣饰、铜钏、铜孔雀形镇、铜勺形器等日用器具，以及铜杖头饰等仪仗器具等。
可见，历经一百余年的“汉夷融合”，当地古文明的传统依然在延续，当地居民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当地或本部族的特色。正因为如此，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表现出“和而不同”的突出特征，表现得更为绚丽斑斓。
1992年李家山古墓群考古发掘现场。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供图
中新社记者：考古学能否探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白云翔：从对李家山古墓群的考古综合分析可以看到，早在汉武帝设益州郡之前的“前郡县时期”，李家山居民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作为滇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风格自立于云贵高原古文明之林。公元前109年汉置益州郡之后的“汉郡县时期”，当地古文明与中原汉文明在“汉夷融合”的进程中逐步融入中华文明的洪流之中，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三骑士铜鼓。郑劭淳摄
从对李家山古墓群的实证性和具象化分析和阐述可以看到，考古学上探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这也是现代考古学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李家山青铜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与北方草原文化、华南百越文化、南亚东南亚地区古代文化也存在密切文化交流，这同样也是早期文明交流互鉴的实物例证。
从中华历史发展演变的进程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的直接反映。(完)
受访者简介：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副会长等职。白云翔教授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学术期刊编辑出版、考古研究和教学及组织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中外交流考古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著130余种。主要论著及获奖成果有：《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2005年)、《中国古代の铁器研究》(日文版，2009年)，2010年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合著，2007年)，2009年获“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合著，2010年)，2012年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论文，2015年)，2019年获“第十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2019年)，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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