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进程的持续前进，金融科技、网络技术等不断取得新突破，货币发展进程中出现了电子货币这种最新的货币形态，并且电子货币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取代传统货币形态的态势。
由传统的货币理论，我们可以得知，货币供给量受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两大因素影响，其中基础货币对央行来说是一个可以直接操控的外生变量。但电子货币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影响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增强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
电子货币改变了货币形态，降低了现金需求。电子货币作为新型的货币形式，其诞生是自中世纪时期法币对铸币的替代以来发生的第二次带有标志性的货币形式的变革。
以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的第一张银行卡为标志，中国开始迈进以银行卡为代表的电子货币时期，随着网络银行、手机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的出现，我国又逐渐进入了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电子支付时代。
近年来，得益于电子设备的普及、网络经济的发展以及电子货币相比传统货币交易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等优点，电子支付的交易份额急速增长，且正逐渐替代现金支付成为个人支付市场的主流。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第3季度全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4897.60亿笔，同比增长54.80%。wind数据库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国的流通中现金M0占GDP的比重由13.15%下降到7.96%。
电子货币在消费、金融、个人应用等领域的渗透，对线上、线下场景的充分布局，实现了对现金支付功能的全覆盖，极大地减少了人们对现金的需求。电子货币改变了交易的支付方式，改变了我国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持有数量。
随着电子货币的迅猛发展，商业银行已经不再是人们传统概念中的储蓄所和资金池。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第3季度银行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594.64亿笔，金额612.90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3.92%和3.33%，而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131911.87亿笔，金额63.99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01%和23.04%。
电子货币的发展对商业银行在支付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威胁，进一步影响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持有数量。电子货币通过对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作用影响了基础货币供应量，从而削弱了央行通过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
基础货币由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组成，基础货币作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源头，对货币供给总量的形成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
货币学派认为，货币当局能借助对基础货币的操控进而控制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实际经济变量。
中央银行使用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调节经济时，也都需要借助基础货币里的准备金充当媒介。
随着我国通信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电子货币对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准备金持有数量的影响日益深远，使作用于基础货币供应量的相关因素变得更为复杂，这必然会使得央行更难实现对基础货币的控制，从而进一步削弱央行操控货币供给量的能力，对央行货币供应量这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产生冲击。
作为金融和科技发展互相融合的结果，电子货币的出现是货币形式一次巨大的革新。电子支付是现代社会主流的支付手段，冲击了传统货币的支付和使用途径。
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央行通过发行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存款派生过程来调节货币供给。
在影响货币供给量的两大因素中，基础货币对央行而言，相当于能够直接操控的外生变量，中央银行，但电子货币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影响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加大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也使央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升。
对于电子货币认知不断加深，对我们的好处不外乎以下两点：
有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随着电子货币的不断发展，它对流通中现金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改变日益深远，使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这必然会加大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削弱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
有利于促进电子货币健康发展，并应对电子货币带来的冲击。由于电子货币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时间不长，相关监管体系尚不健全，其发展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带来的各种问题也给国内的金融体系带来了很多未知的风险，影响到央行对整体经济的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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