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与经济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在西方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就认为货币乃“经济进步的重要动力及资本积累”，之后，以穆勒为代表的货币数量理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货币劳动价值理论，把货币更多地与劳动力价值、收入与需求、利润与报酬、资本积累与投资等经济变量密切联系来进行研究。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则把货币与价格稳定、经济周期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人类对货币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中国学者，尤其是中国金融史学者对货币制度与金融发展，货币制度与经济增长，有着独特的解读。总的来说，中国学者更为重视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货币制度演进结合起来研究，善于完整地勾勒经济发展和货币制度的历史性变迁。
1、是对银本位阶段的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巳经存在比较稳固的基础。⑴对银本位历史背景再现式的研究，基本解决了银本位货币制度的时间、背景、发展和衰亡等历史问题。在起始时间问题上。著名学者彭信威及其力作《中国货币史》清晰地勾勒了中国货币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于明清时期银本位的历史发展也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彭信威先生认为，明初已经开始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但仍受到统治者的限制，在正德年间，白银货币才受到官方的认可，嘉靖以后白银则普遍流通。
明代中期以后，有大量白银流入国内，刺激了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叶世昌把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时间定为明英宗正统初年，他认为当时政府对待用银发生根本变化，正统时开放用银已经是政府的国策。叶世昌先生还对白银用作货币的形制、成色进行了说明。黄鉴晖认为：“元代应是全国范围流通纸币的开始”，明代一开始“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但到洪熙年间就出现“宝钞壅滞”“银钱并行”的局面。
正统元年基本上确立银两与铜钱并行的制度。王裕巽通过对明代钱币钱法的研究，认为“从正统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为“弛用银用钱之禁至益专用银时期”。日本学者加藤繁对于中国古代金银作为货币文献资料上的史学研究，举证了白银作为田赋、关税、盐课、政府收入的时间和案例。在银本位确立的时间上，学者们观点趋于一致，即明代的正统、正德年间。在产生背景问题上。国内以叶世昌、张正明等学者认为，银本位的实行是明代前、中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明初国家实行“输粟饷边、给之盐引”的政策，即实行“开中制”七直接导致盐业富商的兴起。
盐业富商的产生逐渐带动了边地东马市、西茶市的发展繁荣，随之而来边境重镇张家口、大同、杀胡堡从明代前期至中期开辟市场，以山西商人为首的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龙游、徽州等十大商帮逐渐形成气候，盐业、马匹、茶叶、丝绸、棉布、粮油、颜料、铁器、针线、木业、典当等运销全国。内陆商品贸易的兴盛直接带动了白银取代制钱成为最通行的货币结算手段。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金属货币的通行系全球货币制度共振的结果。
他们认为：从全球角度来看，1400年一1600年的200年间，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称为“频繁发现的时代”，°加勒比海沿岸金矿、秘鲁墨西哥的银矿的发现为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殖民者带来了巨额利益，西欧诸国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以金、银、铜的复本位制为主，但多数国家开始通过铜、银来降低货币的成色。1560年一1570年，首先在西班牙导致了一场“价格革命”，食品价格疯长，西班牙涨了3.5倍，英国涨了3到4倍，波兰是2到4倍。“价格革命”所产生的冲击力，预示着一场“金融革命”的到来，成为西欧国家进入“金本位”时期的前奏。
在这一时期，中国作为贸易顺差国家在国际货币体制的分工中扮演了主要白银流入国的角色，为中国进入银本位时期奠定了全球基础。在发展和衰落问题上。在明代白银货币的诸种职能就渐趋完备，作为支付手段，除赏赐、赠遗、贿赂等职能自古有之以外，明代还成立了银作局，为皇家铸造金银钱、金银豆叶，以作赏赐之用，有诗句“中官跪拾多盈袖”'来形容这一景象。作为交换媒介，不仅国内交易普遍用银，明代还曾铸有银牌，用来对哈密和西域的贸易支付。储藏功能也比较完备。
根据全汉昇的研究，自嘉靖至万历中叶，辽东战事爆发，两年零八个月内，户部运往辽东的银子已经超过二千万两。彭信威对于白银对社会的影响也有生动的描述。《三言二拍》、西游记》，包括野史、逸史都生动地描绘了普通劳动人民使用银两购物、送礼、行赏、缴税、旅宿、沽酒等生活细节。有个例子，正德以前的画家只能在画院里作画，由画院经营其作品，正德以后由于白银通行，画家开始凭借自己的画作去市场上变卖，不进画院也能够谋生。说明白银货币的大量使用与社会商品化程度提高高度一致。金融史学者还集中研究了银本位货币制度的所遇到的挫折和衰退。彭信威的《货币史》、叶世昌的《中国金融史》等均比较清晰地描述了银本位货币制度经历明清易代，货币制度由白银主导的局面转为清政府宣布实行“银铜复本位”时期，再到白银受到东南沿海大量流入的西方银元的冲击，导致货币流通市场的混乱无序，最终失败的历史命运。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宣布实施金本位制，只有中国、印度等国家坚持实行银本位制度。这使得在国际贸易上用银国家受到“孤立”，在贸易上吃亏成为常事，预示着银本位货币制度已不可持续。世界范围内金银比价发生变动，金属货币的流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成为金银的净流入国，而中国等半殖民地国家逐渐沦为贵金属的净流出国。经过国内自铸银元、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努力，仍无法挽回中国币制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在1933年通过法币改革，废除了银本位货币制度，转而进入与黄金挂钩的法币社会。
⑵对银本位时期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创新方面的研究，塑造岀了银本位制度下的金融业概貌。首先是国内学者对16至18世纪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组织和业务的研究，其中以张国辉、叶世昌、黄鉴晖、孔祥毅等为代表，分析了中国旧式金融机构银钱铺、银号、账局、钱庄、票号、当铺等金融机构的发生、发展、衰亡的一般过程，进而分析了典当、质押、兑换、汇兑、借款、放款等金融业务，还涉及了密押、逆汇、贴现、扎差等技术创新，管理制度、行会体制、思想文化等企业管理特点。这些研究均真实、完整地反映出银本位货币制度时期的金融发展的一般脉络和重要特点。
其中张国辉在《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对处于晚期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钱庄、票号、典当业等的逐步被资本主义渗透和利用，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进行了还原和剖析。叶世昌专门剖析了明代新兴金融机构的兴起，认为兴起的缘由是金银货币的兑换以及汇兑业务的发展，认为银票、汇票具有了纸币的性质。黄鉴晖先生在《中国钱庄史》《中国典当业史》《山西票号史》《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等书中对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发生发展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在中国钱庄、典当、票号，乃至山西商人等方面均有很多建树。孔祥毅先生对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研究，尤其对山西票号的研究对于本文厘清此类金融机构的性质和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其次，国外学者的研究和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善于在历史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更新的角度，回答当代提出的新问题。滨下武志关注到汇票等金融工具与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关系。由于白银流量与流出量存在差额，滨下武志解释说，道光年间流通中的货币并非仅有白银，汇票已经成为当时比较重要的结算工具。而且，通过滨下武志先生发现的一则史料，记载了银价与汇票结算量之间的联动关系，反映出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贸易结算从现银结算向汇兑结算演变的大体过程。金德尔伯格在阐述西欧金融发展史的时候，同样认识到货币本位制度与金融发展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在金本位的影响下，西欧的银行信用得以发展与成熟，并且与之相呼应，银行券、债券、年金等信用工具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
国内当代学者杜恂诚,也在寻求中西金融发展不同的根源。他认为金融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是不同发展范式的原因，贸易技术的改变引起了金融周转方式的变化，从而导致外国银行取代大洋行的地位，还有认为20世纪初,西方银行通过利用庄票以及拆借，逐步同化和瓦解了中国旧式金融机构钱庄。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显示出业务创新、技术手段进步等因素对中国金融制度变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货币变革仍然在众多因素中具有基础和决定性作用。而且，作为人类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制度范畴，货币本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金融制度必然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生命属性，和推动这一社会生命范畴演进的内生动力和机制。
⑶对银本位货币时期钱价(铜价)、米价、银价及其相关关系的研究，构建了金融与贸易、货币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银本位货币制度，并非是白银作为唯一的货币通行的，根据王裕巽的研究，明代前期，银两、铜钱、纸钞一并流通，直至正德、正统年间白银上升为主要货币之时，新的货币结构最终演变为“大额用银、小额用钱”“以银为主、银钱并用”，这期间甚至还有“禁用钱、专用钞”的时期％万历时期，银钱并用格局已经成为定制。这一政策到了清代历经变革和银元流入等的冲击仍然得到了执行，说明这一制度所具备的生命力。
正是因为铜钱在中国货币史上的独有地位，在银本位“银钱并行”时期，因此银铜比价、金银比价、米价等相关问题，必然成为货币制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它决定了货币本位制度的基本面貌，反映出内外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甚至对于解释中外货币制度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以白银为标准，做出了明代米价的变化、布价、棉价、金银比价和银铜比价表。从这些数据来看，物价基本上呈现缓慢上涨的趋势，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呈缓慢下跌的趋势，而对铜钱的比价呈上涨的趋势，这些基本的趋势线与明清内外贸易格局可以互为印证。随后的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更为具体。
王裕巽关于铜钱与白银的比价问题认为：明代规定了明钱、旧钱比价及对白银的折价，并不时调整的制度。弘治以前，定“每钱八文折银一文”；弘治二年，改历代钱以二当洪武等明钱一；正德六年，改定钱银折价为“每七十文折银一钱”；嘉靖时期，于三十三年定明钱、历代钱分等折价“七文易银一分”；金德尔伯格比较了从古代到16世纪中叶时期佛兰德、埃及、印度和中国的金银比价，列出了16世纪欧洲经济中心的金银比价表，从对比中可以发现，金德尔伯格认为16世纪左右，中国与西欧在金银比价都维持在10:1到13:1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弗兰克认为16世纪以后，中国成为白银的净流入国，而金银比价从1600年的1:8上涨到1:10,到18世纪末上涨到就比价关系而言，金银比价较低而银价维持较高。西班牙人贝扎、欧洲贸易公司发言人的谈话均可以说明当时由于白银价格悬殊套利贸易频繁。彭慕兰认为：白银贸易是促使金银比价从1:4到之后的1:10左右逐步攀高的首要原因，同时中国的白银的需求，带动了全球的白银贸易。岸本美绪把中国学者的研究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倾向于用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分析物价与经济波动的必然联系。
他总结出清代物价波动原因的全汉升的货币数量说，以彭信威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说，和以岸本美绪为代表的货币因素景气说三种理论为思考的框架。认为清代前期比较大宗的交易一半以银来结算，官定的库平和苏州的曹平是全国的白银标准。认为从明代以来米价的波动来看，有几次波动是由于白银的流入和流出为主要影响因素的，这分别是1620的渐长、康熙后期的渐长、乾隆前期的暴涨和乾隆中后期的渐长四个阶段。
正像他在研究康熙年间谷贱问题时的结论：由于政府的紧缩政策以及海外银流入的减少，是导致物价波动的重要原因，而且银流通量与物价之间“并非机械的对应关系”“考虑到海外贸易及财政支出等投放到国内的银对应产品需求而流通的具体过程时，银流通量与物价动向之间，通过需求动向，无疑存在某种程度的正比关系”。以上学者的研究，从价格、汇率的变化入手，分析了银本位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货币制度与贸易、货币制度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法上的经验。
2、近年来对围绕银本位的几个热点问题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史学者不自觉地掀起一股重塑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学术潮流。在这股热潮下，对近代货币金融问题的审视采用了崭新的视角，并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学者逐步把问题中心落脚到白银货币世界范围流动、白银流动与贸易发展、白银货币数量与国家经济实力等几个热点问题之上，其目的是重新解读中西货币制度差异和金融差异，质疑西方中心论，构建近代东方经济中心理论。
⑴白银流动与世界贸易中心“由西向东”的变化。在白银贸易方面，滨下武志把明代的东亚经济圈描述成一个朝贡贸易圈，中国则居于这个贸易圈的中心，16世纪以后开辟新航路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自觉地参与了这个贸易网络。朝鲜、越南、老挝、暹罗、日本、琉球作为朝贡国，以白银为主要媒介与明朝进行对外贸易。'弗兰克把中国白银贸易放置于世界劳动分工与贸易平衡的框架中进行研究，他认为“有关金银块和金银币的运输记载，成为有关地区贸易赤字和盈余以及结算和平衡情况最便利的资料”他分析了人口、生产和贸易的关系，指出中国生产和人口的增长得益于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
但这种在贸易方面的优越性是制造业和全球贸易的“现成有效的供给”为基础的。美国学者彭慕兰指出在明清两代时期，中国糖、茶叶、瓷器等商品的消费量已经非常可观，超越了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西方人除了进口中国的商品导致白银流入之外，巨大的利差也是白银流入国内的根源。国内学者对与银本位有关的贸易研究更多是从商业经营入手的，如孔祥毅先生从山西商人家族史、经营自律行为、业务创新和主要对外贸易活动入手，从晋商团体的角度，以中俄茶马之路、中日东洋贸易为主，再现了明末清初主要商业路线和市场的盛况，反应了银本位货币制度对当时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中国银本位时期经济发展、贸易发展等分析，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了颠覆欧美经济史学者长期奉为圭臬——欧洲中心论的思潮。
著名学者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乔德利、诺斯等曾将欧洲在15至18世纪的快速发展其归结为公司制度、有效市场的形成和财产所有权制度的构建，在这批学者的的努力之下形成了“欧洲中心论”，认为世界的中心在欧洲，亚洲等世界其他地区不过是欧洲贸易的附庸。从上世纪80、90年代起，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通过对这段历史的重新审视，对西欧中心论的提出了挑战。杉原薰认为1500年以后，西欧走上了一条资本密集型道路，而中国和东亚走上了一条劳动密集型道路。彭慕兰认为，15世纪以后中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建立引起了白银向东方的移动，这带动了西欧采矿业的发展，引起煤炭、机械工业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弗兰克利用对16—19世纪全球经济尤其是全球资本流动的研究，强调在15至18世纪“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中，中国扮演了进出口领先国家和白银“秘窖”的地位，而与此同时欧洲和美洲的仅居“参与”之列。西方中心论的质疑，在世界经济史、金融史学界掀起了巨大波澜，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刺激了国内学者将金融分析与世界金融发展联系起来视角的应用。
⑵通过对白银存量和流量的探求，佐证银本位时期的东方盛世。贸易情况明确之后，白银的存量和流量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兴趣。关于白银作为货币的主要流向问题：滨下武志认为16至19世纪白银在全球范围的流动，16至17世纪以后欧洲白银流向亚洲，先是从葡萄牙、西班牙，然后主要从荷兰和英国通过茶和丝的贸易流入中国。彭信威认为流入的白银一是16世纪初的墨西哥“双柱”，二是晚明的百多年里葡萄牙人等外国人带来的西班牙银元，三是美洲、荷兰、日本的银元流入。最主要的是日本、美洲的白银流入，日本则根据新井白石的估计，从万历二十九年到永历元年的四十六年间流入480万公斤合计752万两库平银。
彭先生据有关史料估计从隆庆五年至明末的七八十年间，从美洲流入白银达6000万披索以上，约合4000多万两库平银。关于全球白银流动的路线和数量，弗兰克吸取了经济史学家格兰、里德、巴雷特、阿特曼、肖奴等的观点，对白银16至18世纪白银流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根据弗兰克的估计，1800年前的250多年，中国总共获得了从美洲、欧洲、日本、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流入的白银合计137000吨之巨。叶世昌引用庄国土的估计认为从隆庆元年至崇祯十六年的77年流入白银总数可能在3.5亿西班牙银元以上。庄国土估计明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为三亿五万千万比索以上。
高德步、王珏认为在1600年前后，欧洲与近东和远东的贸易每年要输出8万公斤的白银。王裕巽通过对国内外史料的分析，认为明代中国从马尼拉贸易中得到的白银为8775万两，BP10000比索，约合4212吨。李隆升：认为截至明末中国国内的白银存量在7.55亿两，至明末的100年间共从国外流入白银2.95亿两，而且这一数字是同时期白银产量的近10倍。5万明认为1570—1644年通过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约7620吨。早在50年代中期，彭信威就指岀明末中国的白银数量一定大于正德五年刘瑾被抄家的259,583,800两。'滨下武志根据中国数据和太平山人的估算表，19世纪20-40年代，白银的流出量合计约达4.8亿两。
咸丰时期，白银流通量约为12亿两，道光年间在中国流通的白银数量约为3.6亿两。国内学者刘军、薛国中、后志刚均对明清白银流入量进行了估计。虽然白银流入作为一种历史片段的再现，其真实性和数据的连续性难说圆满，但通过学者对此问题的孜孜以求，白银货币的流入反映着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面貌，另一方面，白银的流量变化也反映着金融变革的端倪，正如彭慕兰所说：“白银流入中国的同时，大量黄金从中国流向了欧洲与印度，中国的白银化可能为西方金本位化提供了条件。”这可能正是中国传统货币制度与西方货币制度产生差异的原因所在。
⑶通过对中西金融差异的分析，产生中西金融走向不同范式的认识。由于近年来研究银本位问题的升温，许多学者开始积极思考中国与西方经济巨大差异的历史原因，并开始通过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从货币金融入手寻求问题的线索。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在其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15卷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力图回答为什么中国在17世纪以后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落后西方，甚至堕落为西方的殖民地。“科学范式”是李约瑟给出的精彩答案。
那么“金融范式”能否成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另一捷径呢？《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通过企业结构、社会结构、资本积累等方面的比较发掘西方发生工业革命的社会渊源，前去揭示15世纪以来东西方社会发展差异的根源，在众多考察的因素中金融与货币制度虽未被独立地分析，但却在贸易因素、消费因素方面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国内学者杜恂诚明确提出“中国与西方金融史发展具有不同的范式，中国与西方金融在历史的冲撞下分别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虽然最终杜恂诚先生将不同范式归结为金融技术原因，但这种探讨的方式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使本文不得不去思考中西金融发展的不同于同一时期经济发展差异之间的关系。
⑷银本位货币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探讨。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全面施行，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彭信威先生在白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方面，举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即由于白银流通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画家不进画院也能谋生，这在正德之前是不可能的。'滨下武志通过分析朝贡贸易圈，间接分析了全球白银贸易和白银的流动，指出在中国明代中期以后和19世界以前，长达三四百年的历史时期，中国是全球白银的消费大国，银本位成为刺激全球贸易大发展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如何定性和度量银本位施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是通过货币流量、贸易量、金融发展、价格变化等经济变量的分析所要给出的答案。
郑重声明：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 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