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法遗址南区考古发掘全景图翟毅摄
考古工作者正在发掘朱尔法陶罐翟毅摄
阿尔马塔夫北区T0302第①层下灰坑出土细颈玻璃扁瓶张然摄
拉斯海马，或称哈伊马角，对中国的广大读者是一个遥远且陌生的名字。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却发现了大量中国瓷片，甚至不乏明代御窑产品。是怎样的机缘使这天涯海角之地与一个中原王朝发生了联系？
1、拉斯海马与中英阿联合考古
拉斯海马，地处阿拉伯半岛东北端，是从波斯湾进入阿曼湾海峡南岸的一处坐东面西的海湾，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七个酋长国之一。其东部的阿尔-哈扎尔山脉与阿曼接壤，深厚的褶皱状沉积岩成为干燥沙漠地带的天然储水带，为农业耕种创造了条件。山脉西侧则因千百年来季河的冲积形成山前沙地。如今，2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便可领略从崇山峻岭到海滨潟湖、盐沼的多重地貌变化。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多样的生活方式，当地居民以山地部落、沙漠部落和海滨部落三大部族组成，至今依然可从姓氏追溯其渊源。
在沙漠遍布的阿拉伯半岛上，拉斯海马自古便是不可多得的人类聚居地之一。这里发现的人类遗迹最早可以追溯至旧石器中期，之后的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出现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密切交流的人类文化，至萨珊王朝时期此地出现带有军事性质的防御据点。8世纪，刚刚步入伊斯兰时期，拉斯海马便以“朱尔法”之名出现在伊拉克总督哈扎吉·伊本·优素福的东征路线上。随后10世纪，在阿拉伯地理学家马卡迪斯的旅行见闻中，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它却也是椰枣成林可供给旅人食水的绿洲驿站。14世纪之后，朱尔法港随着忽鲁谟斯王国的兴起迅速崛起。时至今日在其保护区内地表仍可见明清时期的中国瓷片。大航海时代之初，欧洲冒险家循着古代航线的记载驶入阿曼湾。拉斯海马遂先后被葡萄牙、英国殖民者占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海洋贸易网络逐渐瓦解。
欧美学者是西亚、非洲地区考古工作的先行者。自二战以来，他们长期持续的考古发掘、调查工作对于构建当地的基本文化历史框架起到了奠定作用。以拉斯海马地区为例，现代考古工作最先于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女考古学家德卡尔迪的一系列青铜时期墓葬调查开始。70至90年代初，伊拉克、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考古队伍纷纷开始了各自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他们的工作不但涉及古代文明的聚落起源与发展，同时发现了大量唐代至清代的中国陶瓷器，将古代中国与近东地区的文明联系在一起。
贯穿整个中古时代，无论陆路驿站还是海路港口，中国陶瓷的身影几乎遍布世界贸易网的各个角落。然而最先开始将世界东、西两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关联讨论的，却是凭借其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经济实力率先走出亚洲的日本学者。20世纪60年代，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对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随后，三上次男基于其多年在亚非等国的工作与见闻撰写了《陶瓷之路》一书，为研究东、西方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与经济联系奠定了学术基础。同一时期，我国陶瓷学者也逐渐形成“外销瓷”的概念。最具代表性的如从20世纪30年代便着眼外销瓷研究的韩怀准先生，他于1960年著成《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涵盖了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中国陶瓷资料；随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陶瓷学者掀起了研究古代陶瓷贸易的热潮，代表成果如马文宽、孟凡人两位先生的《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一书，叶文程先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等。
如今，环印度洋的各个考古遗址中都不乏中国陶瓷的身影。其作用在海外国际考古中愈见重要。中国古代陶瓷的产地广泛，时代、地域特色鲜明，出土量大，与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陶瓷制品相比质量上乘，经济与文化价值更高。这些特点使得中国陶瓷在海外成为遗迹断代的时代标准之一。但是外国考古工作者往往缺乏对中国陶瓷的认识和研究，许多历史信息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陶瓷考古工作迅猛发展，重要成果却不能及时有效被外界得知。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的古陶瓷研究便在冯先铭先生的带动下将传统古陶瓷研究与田野踏查、考古发掘逐渐结合；至20世纪末，中国境内发现了七千余座古陶瓷窑址，各个窑系都形成了排列有序的历史发展脉络。然而，这些知识发展仅通过有限的渠道得以传播，知识的壁垒亟待打破。
便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催生了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的联合考古项目，并且得到了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参与各方着眼于古代世界贸易的大格局，决定就印度洋、中东等地区考古发掘和调查出土的中国陶瓷器等文物展开更为系统详细的研究，力图完整展现古代海洋贸易从生产方到终端消费地的各个环节。拉斯海马海外考古项目便是在这幅宏图中的一站。
2、朱尔法古港考古——中国大遗址调查理念的实践
2017年8月，在杜伦大学考古系德里克·康耐特博士的引荐下，故宫博物院与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建立了联系。在为期七天的调查访问中，三方进行了四次正式会谈，调查考古发掘遗址八处、现代港口调查一处，赴两所博物馆调查学习。其间，拉斯海马酋长国酋长沙特·本·沙克尔·阿勒卡西米殿下还热情接待了我方到访人员。酋长本人非常重视拉斯海马的历史文化建设，亲自兼任当地文化部部长，对中阿两国在当地展开考古文化合作予以肯定，并全力支持。2018年5月，双方首先开始了拉斯海马酋长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出土中国陶瓷的整理工作。2019年1月，随着联合考古协议的签订，正式的考古发掘活动随后于同年1月、11月以两个发掘季展开。
目前，拉斯海马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朱尔法古港遗址。从早期欧美、日本考古队的发掘、调查得知，该遗址是一座兴起于14世纪的海滨港口聚落，包含有清真寺、防御工事、环壕等公共设施。古港由阿尔马塔夫、阿尔努杜德两岛组成，两岛西临波斯湾，东侧为一弯潟湖，成为天然的驳船埠头。潟湖如今已经淤积填满，两岛与大陆连成一片。其中，上世纪90年代，阿尔马塔夫约28万平方米的面积设立为考古遗产保护区。南部阿尔努杜德未被列入保护区，尚保留有7万4千平方米海滨沙地，受到城市发展建设的严重影响。因此，首次试掘地点定为阿尔努杜德遗址内最高的一处沙丘。尽管这次发掘并未发现建筑类遗址，但是完整揭露了该沙丘的地层堆积，发现至少两处人类活动踩踏面。此次发掘出土了元代青花瓷残片和福建地区生产的青白瓷残片。这一发现超出了原本对阿尔努杜德遗址作为朱尔法古港外缘地区的设想：说明该遗址人类聚居的发展至少不晚于古港中心区域，即14世纪已经初具规模。
2019年11月至12月，在朱尔法古港遗址的阿尔玛塔夫保护区开展了第二个发掘季度，分别在保护区的南区、北区各揭露遗址面积51平方米和113平方米。
南区发掘地点选择在1990年法国考古队曾经发掘过的堡垒遗迹沙丘西侧，靠近海滨潟湖一侧。沙丘顶部尚保留20世纪初建造的石砌堡垒遗迹。以正方向象限布方，分别在I区、III区进行发掘。
南I区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缓坡状，共布设3×3平方米探方6个，揭露地层堆积平均深度约0.20—0.30米，可划分为4层，未见遗迹。地层堆积中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瓷器残件，仍以当地产朱尔法夹砂红陶和灰陶器为大宗，其次为西亚地区产的孔雀绿釉陶、釉下绘熔块胎陶、酱釉陶器等，远东地区中国产瓷器有青瓷、青花瓷、白瓷盘碗类残件，以明晚期至清代景德镇窑产品为主，另有少量泰国产青瓷。此外，还发现有玻璃器残片，锈蚀严重的铜币残片，以及铁炮口。
南III区地势呈现东向西降低的缓坡状，共布设5×5平方米探方2个。其中探方T0101西部开掘的探沟内共揭露地层堆积11层，发现有灰坑、土坑灶及石砌墙基三类遗迹，其中灶坑内发现有炭灰等用火遗迹。出土遗物仍以朱尔法夹砂红陶和灰陶器为主，器型有罐、壶等类。次为西亚产孔雀绿釉陶、釉下绘熔块胎陶及酱釉陶。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产瓷器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花瓷、白瓷、青白瓷及红绿彩瓷，广东福建地区产酱釉粗瓷等，泰国产青瓷、青花瓷等。其中，中国产瓷器年代以明代中后期至清中期为主。
根据该探沟目前地层堆积中出土中国产瓷器的年代分析，该区最早阶段属明晚期，从该地区的历史背景看属16世纪末至17世纪的葡占时期。
北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朱尔法城镇边缘地带，因此从未开展过考古工作。我们在地面踏查中，采集到明代初期景德镇官窑青花瓷标本，并发现一处石砌墙基及一处完整陶罐窖藏，故选取遗迹所在沙丘布设5×5平方米探方6个。发掘共揭露地层堆积6层，发掘至距地表深约0.45米处，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遗迹，包括灶、烤炉、灰坑、柱洞及墙壁遗迹等2处。这些遗迹展现了进入现代化以前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
截至目前整理，此区共出土了近9000件遗物，其中90%以上为朱尔法陶，出土了一件完整的朱尔法夹砂红陶罐，小口，圆腹，敛足，凸底；西亚釉陶仍为孔雀绿釉陶和熔块胎陶；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产的瓷器有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花瓷、白瓷4件、青白瓷及广东地区产酱釉粗瓷等；另有泰国产青瓷。中国产的瓷器年代以明中晚期至清代为主。此外，还出土有较多玻璃手镯，其中一座灰坑中出土了一件侈口、细颈、圆形扁腹玻璃瓶。
经探查，阿尔马塔夫北区地层堆积深厚，遗迹丰富，初步推断是一处人类频繁活动、延续时间较长的聚落，参照中国瓷器的年代分析该区亦与南区一样，至少存在一个16—17世纪葡占时期的人类活动层。
在发掘的同时，以中国大遗址调查的理念，充分考虑遗址内部的分区和遗物所在区域遗迹性质的特点，我们对遗址保护区内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其中，首次发现了明洪武—永乐年间的官样龙泉青瓷，通过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的成分检测，发现其与故宫博物院馆藏青瓷及龙泉枫洞岩遗址出土瓷器相同，或可证实在明洪武—永乐时期中国与该地区有着官方的联系。
3、融入世界的中国考古学
从目前两次发掘的情况可见，拉斯海马地区除本地拥有繁荣的制陶业之外，外来陶瓷品种也十分丰富：除了丰富的中国陶瓷，还有西亚伊拉克、伊朗等地生产的釉陶器，东南亚地区生产的青瓷等外销产品。四方货物汇聚于此，有力地说明了朱尔法古港在古代海洋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其中明早期御窑瓷器的发现引人注目。众所周知，明代御窑的生产、运输、使用各个层面的管理都十分严密。在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现了多个成品集体打碎、掩埋坑，在故宫博物院内也发现了多处损毁瓷器掩埋坑。两者说明，明代御窑体系从生产始端到使用过程和废损后处理的末端都完全处于官方的严密监督下，严禁流入民间市场。那么，朱尔法遗址出现明初官窑瓷器的渠道只有一条，即明代政府的赏赉。郑和下西洋便是明早期御窑瓷器来到朱尔法地区的途径之一。
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郑和先后七次通使西洋。第三次出使，郑和舰队初次抵达忽鲁谟斯王国，此后每次通使西洋其舰队必达于此。翻阅明代史料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多对于忽鲁谟斯王国风土人情的介绍。其中以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最为可信。此二人皆为通事，著录内容为随郑和下西洋时所见所闻。《瀛涯胜览》中“忽鲁谟斯”条记载“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处赶集买卖，所以国人殷富”，并且文中还介绍了“土产米麦不多，皆有各处贩来粜卖，其价不贵”，而后又介绍了当地土产的各类蔬果。《星槎胜览》中记载“其国傍海而居，聚民为市，地无草木，牛羊马驼皆食海鱼之干。”两者对于当地物产的描述可谓大相径庭，但是其滨海倚山的地理特点不仅在这两份文献里，而且在后世各类转述中也大体相仿。直至17世纪成书的《武备志》中记载了《郑和航海图》，其中“忽鲁谟斯”才明确标明位于海岛之上。历史上忽鲁谟斯王廷确实出于军事防御等原因迁至霍尔木兹岛。也正是由于这些信息，后世校注者往往纠结于早期文献中“忽鲁谟斯”具体位置。但是，通过16世纪西方历史文献以及近代考古学证实，所谓忽鲁谟斯王国乃为地跨波斯湾口南北两岸的海洋国家。16世纪占领此处的葡萄牙人记述朱尔法地区曾经臣服于忽鲁谟斯王国。近年康耐特博士通过考古证实拉斯海马地区于14—17世纪出现的经济繁荣与忽鲁谟斯王国关系密切——作为其属地向霍尔木兹岛提供淡水和粮食供给。试以此反观《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其“滨海倚山”之说作为地理环境描写而不是该国地理位置描写来理解，或是对忽鲁谟斯王国属地的记述。《明史》中对于“忽鲁谟斯”的评价，亦作“西洋大国也”，并且记录了忽鲁谟斯使臣于永乐十年、十二年，宣德五年、八年向大明皇帝进贡马匹等物。可见永乐时期明王朝与忽鲁谟斯王国有过十分密切的往来。同样的考古学证据也见于威廉姆森在伊朗南部米纳布地区和霍尔木兹岛上的考古调查所得中国陶瓷。那么，结合朱尔法遗址出现的永宣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龙泉官窑青瓷的实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明朝政府通过郑和舰队与当地存在官方关系。
中阿拉斯海马的考古工作因发现大量中国陶瓷而起，小小瓷片牵出中阿两国、中国与波斯湾地区源远流长的文明交流。沿着这条线索重拾明代郑和海路，既回眸中国远洋交流的历史，也走入拉斯海马当地历史文化的宝藏。拉斯海马海外考古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海外考古蓬勃发展的众多项目之一。过去，国际考古学界能够听到的中国考古声音太少，我国的考古学新发展不能迅速融入世界考古的知识体系，不仅是极大的遗憾，而且造成世界历史阐释的话语缺陷。国家繁荣富强是考古事业稳定发展的先决条件。如今，中国考古正走出国门，放眼世界，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审视自身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积极融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历史研究和阐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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