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具有某种复杂性。在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下，马克思力图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把握，注重考察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和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原则是揭示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这种存在论基础的澄清通过经济学批判来实现。借助对现代性“资本”原则的透视，马克思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最终完成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建构。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奠基在“对象性活动”基础上的存在论，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批判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这为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和时代性提供了科学指南。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的思想博大而精深，从特定视角对其展开概括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传统苏联教科书体系“三个组成部分”的建制，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某种意义上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原则，从而掩盖其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的光辉。其实，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预先设定为哲学家，或是经济学家，抑或社会学家，用现代学科建制中的某一学科来“规范”马克思的身份会大大窄化其思想的视域。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学术的分化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专家对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越来越多的事情；在涂尔干看来，现代学术分工是避免竞争的产物。如何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现一种总体性的解读，是马克思哲学当代诠释的重要任务。受制于当代学术分工体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受到所谓学科门类的局限，这种人为性的划分无疑是外在的。对于马克思时代的思想家而言，具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对“时代”的反思，无论是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还是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社会理论家，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他们都没有预先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学科领域内，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对时代生活的精神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退出、学术登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解释体系和学科建制的藩篱，建立在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基础之上的总体性的哲学思考成为一种趋势。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工作往往包含着对时代问题的“诊断”。对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时代诊断”是其内在问题意识获得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之中，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的发展仍然没有偏离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史。以现代性批判作为马克思哲学当代诠释的基本视角，具有总体性的特质。这一基本理论视角的确立，有助于克服传统的解释体系和学科建制的局限，从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的理解。
一、历史唯物主义：奠定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石
历史唯物主义被恩格斯誉为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是对于现代性的特殊说明，揭示的是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奠定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石，因而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原则，是马克思“时代诊断”的基础。这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是一部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本质的逻辑”，“不是可以直接在生活中指认的东西”。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经济学批判，是一种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通过对现代性“资本”原则的揭示，马克思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面貌，从抽象的人类学之一般规定上升到对现时代的具体说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总体而言，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可从人类历史之一般与资本逻辑批判两个层面来阐释：前者指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构成社会存在的基础，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者则展开了对资本逻辑的揭示，是对现代性加以特殊说明的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哲学思维方式现实化的过程。以往的哲学家都把时代问题抽象化，所以思想的战场表现为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康德将形而上学称作“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因为“它所使用的原理既然是超出经验的限度，所以也就不受任何经验的检查”。为了澄清笼罩在现代性思想上的迷雾，康德将主体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黑格尔将理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都试图实现哲学的现实化。黑格尔通过强调主体的活动，把历史性引入哲学的视野。但即便是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历史过程真正主体的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绝对精神的抽象存在，哲学的现实化仍然没有实现。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发现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在他看来，这样一种类本质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异化了。劳动异化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最终则造成“人同人异化”，亦即造成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形成私有财产。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思维与存在之间、自由与必然之间等全部历史中对立的根源。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是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的。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对于物质利益原则形成了新的看法：“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物质利益原则，强调的是利己主义的个人，试图从法国唯物主义传统中寻找哲学现实性的理论资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现实的个人是对人的类本质和利己主义的个人的扬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原点。从根本上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更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从而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为其现代性批判奠定理论基石。
这样，现代社会生活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唯物主义的阐释。马克思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出发，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现代活动和精神活动以唯物主义的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阐释实际上包含着三对理论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当然，在这三对范畴里，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处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之外，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根植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在关于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中，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其实是一个层级系统。在该系统中，社会生活诸领域并不是并行关系。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都是建立在这种活动基础之上的。这种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机制蕴含着某种辩证的过程思想，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理解这种辩证机制的关键。
二、经济学批判：现代性批判之完成
马克思给予现代社会生活以唯物主义的阐释，确立起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只是说明了人类历史之一般，并没有对“时代”予以特殊说明。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是通过经济学批判最终完成的，经济学批判就成为其现代性批判得以实现的出场路径。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经济学逐渐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导性话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几乎穷尽毕生的精力来研究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特别是在1857年，“马克思不止一次预言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马克思“为得到经济学研究的某种结论转入了近乎疯狂的努力”。1859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发表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自述转向经济学批判的过程。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及其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然而在这里，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互为因果性的，这造成二者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说明。为此，他不得不深入到经济学中。在该书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还存在着在人本主义逻辑统摄下的某种隐性逻辑，“那种立足于经济现实的客观逻辑正在生长起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理论来中介异化理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分工作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交互作用的中介，说明私有制的起源。在《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性本质的透视，全面系统地说明了分工制约下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是如何在现代性条件下导致“物化”，造成人与人的关系采取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揭示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本来面目，并将现代社会的本质判定为一种“物化”。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开始的。商品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它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一个是交换价值，即商品的可交换性，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根植于现代社会中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商品中“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耗费了人类劳动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正是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中抽象出形式合理化原则，引入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
商品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但作为现象的商品并不能直接表征现代社会的本质，相反却遮蔽了本质，产生了商品拜物教。在古代人那里，人本身的需要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商品世界里，“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现代社会建立在交换价值的生产之基础上，商品拜物教构成现代社会的日常意识，也构成现代性批判的基本对象。
在揭示出商品的本质之后，马克思分析了货币的本质，批判了货币拜物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并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货币给现代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神秘性更为突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马克思对商品、货币现象的分析影响了西美尔，他在《货币哲学》中指出，“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进一步揭示出现代性和现代意识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最终揭示出资本逻辑，这构成其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马克思并不奢谈资本之一般，不是将资本视为一个对象，而是作为一种过程，资本逻辑就是一个无限制地增殖自己、膨胀自己的过程。这一逻辑是奠基于资本家追求财富的无限的欲望之上的，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就《资本论》的逻辑而言，马克思所关注的并不是生产之一般，而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对商品和货币的分析不过是研究资本逻辑的准备。为此，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特别强调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抽象的商品概念出发，进而到货币，最后到资本，一步一步赋予现代性研究以具体的规定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生成。列宁就十分重视《资本论》中蕴含的“大写的逻辑”。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大写的逻辑”和剩余价值学说贯穿于经济学批判的始终，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现代性批判的任务得以完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到经济学批判的进展，其实就是从抽象的人类学规定上升到对现代社会的具体说明，从而完成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
资本逻辑的秘密在于对活劳动的吸附，实质上是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这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马克思指出：“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在现代性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不但通过延长工作日，从工人身上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还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从工人身上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然而，资本逻辑的秘密却在流通领域，特别是在生息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形态上被遮蔽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揭示出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一包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现代性现象与现代性本质并不是直接合而为一的，物化现象和资本逻辑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正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得以建构的场域。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正是掩盖其他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也是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
三、现代性批判：奠基在“对象性活动”基础上的存在论
马克思深入到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中，他把资本阐释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经济学批判揭示出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贯穿。社会存在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基础地位，而意识形态不过是“观念副本”而已。马克思在存在论基础上所发动的哲学变革，颠覆了自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澄清，乃是出于对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难题的反思。康德将形而上学称作“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其实形而上学的难题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开始。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到：“凡生成者必由某一原因而生成”。如何来寻找这个作为最终者的“第一因”，成为柏拉图为形而上学留下的难题。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如果这个不能被运动的东西运动了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又运动了其他东西，那么，就会还有一个既包容它们、又不是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某物，只有它才是一些事物存在、另一些事物不存在以及不断变化的原因。”在《形而上学》中，他进一步指出，“既然被运动的东西又运动，是种中间物，那么，某种不被运动而运动的东西，就是永恒的、现实性的实体”，“显然有某种永恒而不运动的实体，离开感性事物而存在”。因此，必定有某种不是思想意识、却又是思想意识所依据的事物才是作为最终者的“第一因”，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永恒的、现实性的实体”。然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将“理念”自身神化，在观念的世界中寻求本源。为了解决形而上学的难题，康德将主体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黑格尔将理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但他们都是在思想自身的范围内寻找作为最终者的“第一因”。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乃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然而，在黑格尔那里，“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在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哲学家们以一种形而上学来取代另一种形而上学，无非是以一种观念来对抗另一种观念。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难题的真正解决最终要回到其存在论基础之中。为此，马克思“不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去抗衡另一种形而上学”，而是“非常坚决地揭穿一切形而上学的秘密，终结形而上学本身”，从而开启了一条全新的存在论发展路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对象性的活动”这一基本原则。至此，马克思把人的感性活动确立为哲学的对象，并确立起感性活动的优先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实体、自我意识、绝对精神都不过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抽象，其统一性是建立在思辨的基础之上的，因而都是超感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局限性：“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清算了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祛除了当时的各种笼罩在现代性社会生活上的神秘面纱。他提出，“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发展出“物质实践”概念，并强调“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奠基在“对象性活动”基础上的存在论，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海德格尔谈到，哲学的终结并非意味着纯粹停滞和不再继续，而是“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更意味着哲学从一个终点走向新的起点——思本身，而思的任务所追求的“澄明乃是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敞开之境”，真理乃是“被思为澄明的那种圆满丰沛的无蔽本身”。对此，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肯定了现代性批判的时代价值，指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从西方思想史来看，以现代性批判作为马克思哲学当代诠释的基本视角，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前现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具有某种复杂性。在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下，马克思力图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把握，注重考察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无独有偶，韦伯和涂尔干也对现代社会持有一种复杂性理解。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是经典社会理论的三大开创者，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开启了社会理论之源，以至现代社会理论各流派都要通过不同形式来继承他们的思想遗产。例如，帕森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都是在综合经典社会理论的基础上而完成自身的体系建构的，吉登斯更是从对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比较入手登上学术舞台。尤其是马克思，以对现代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影响了学术史，后世社会理论的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纳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韦伯就曾提出，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已经深深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阐释史来看，以现代性批判作为马克思哲学当代诠释的基本视角，可以克服形形色色的“断裂说”，维护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统一性。卢卡奇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思想的最大特点，《历史与阶级意识》力图树立总体性范畴“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难以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理解。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过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裂”。西方学者据此制造出“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从本质上讲，现代性批判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视角，其理论内核是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无视辩证法之维，就会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只看到“解释世界”的话语批判，看不到“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只寻求理论中对现代性的超越，而否定现实中对现代性的超越，把现代性批判误读为现代性话语批判。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这是现代性辩证法生发的场域，也是弥合“断裂说”的空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可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简单套用苏联教科书体系，也不能直接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立足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作者：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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