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冠军
除了众所周知的世界500强企业，全球最优秀的企业更多的是占据诸多细分领域绝对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几乎主宰着各自所在的细分市场领域，他们占有着很高的市场份额，有着独特的竞争策略，往往在某一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着专心致志的耕耘。尽管规模小、资源有限，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却令人瞩目。他们因掌握行业关键知识和技能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或关键材料，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优势地位，是具体产业命运的真正控制者。
1974年经济学家舒马赫出版了关于中小企业的论著《小的就是好的》，从经济学理论上说明了小企业发展的独特优势。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管理学家逐渐意识到，小企业的确具有很多大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理论界也逐渐将更多的研究视角转向中小企业。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谁是最优秀的公司》一文中首次将它们界定为“隐形冠军”，明确指出隐形冠军企业是指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占据绝大部分份额，但社会知名度很低的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多数位于产业链上游，因为不与终端消费者产生直接联系、公众知名度比较低，故名“隐形”，但它们却都是货真价实的“冠军”。
相关数据显示，全世界3000多家隐形冠军公司，德国拥有1307家，数量最多。而我国虽然是世界制造大国，在很多产业规模也做到世界前茅，但这些产业很多大而不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却大都垄断在国外“隐形冠军”企业手中。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和汽车发动机，小到圆珠笔笔头的球珠、高铁列车上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高档芯片、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等等。
“隐形冠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能否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中国的产业要由大变强、拥有话语权，就需要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专注解决产业关键技术、核心部件和特殊材料，在细分市场上的高度专业化、致力于客户服务以及适应性技术的不断创新。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价值链上的隐形冠军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紧迫目标。
盖茨比曲线
现任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迈尔斯·克拉克于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发现，OECD国家中，在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代际流动性的高低通常通过代际收入弹性的大小衡量，代际收入弹性是指父代经济收入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程度，收入弹性越大，收入的代际流动性越低。克拉克建立了一个横坐标为基尼系数，纵坐标为代际收入弹性的二维坐标轴，并通过21个国家的数据得到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意味着，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即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依托于克拉克的这一发现，前白宫经济学家、今年不幸英年早逝的阿兰·克鲁格将之戏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盖茨比曲线”不仅吸引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参与论证，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过去的理论认为，较高的收入不平等，是可以通过更高的机会均等来加以改善，也就是说，机会均等会造就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但“盖茨比曲线”破除了这一理论幻象。
代际贫困是代际流动性较低的极端表现，也是“盖茨比曲线”的极端表现。父辈的贫困状况以及致贫因素等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并再次延续和转移给后代，形成一种贫困的代际传递。
总书记多次强调，通过脱贫攻坚，要“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脱贫攻坚战的持续深化及其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我国阻断代际贫困的传递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教育基础，代际流动性的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活力，为破解“盖茨比曲线”所提出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是指那种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
一直以来，经济学假设市场主体是理性人，在预算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前提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无交易成本，因此市场是均衡的、随时出清的，各类资源也得到了合理的分配和最高效的利用，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标配。
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早在1967年就提到，新古典经济学派存在三大“耻辱”：无法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合到一起；没有将不完全竞争融入体系；没有将交易成本——这一货币理论和资产持有理论的基本前提融入体系。随后的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无一不是在弥补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不足。
当然，说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视人类认识的边界和有限性，也是不公平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卢卡斯，在其关于经济周期的合理预期理论中，提出的认识局限性就在于企业家不能区分工业价格的变动与整个物价水平的变动，因此有时会产生货币幻觉，认为仅仅是自己的货币收益增加了。这其实也是一种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强调理性，同时也不忘理性的边界。比如在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上，我们要做有限理性者。我们无法知晓当下的所为，会在不远的甚或遥远的未来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恩格斯更进一步指出，“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在这里，恩格斯作了十分清晰的对人类理性有限性以及理性预期不确定性的陈述。
有限理性，既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也是一个哲学术语。它强调自信，也心怀敬畏；它重视机制的人为设计，也尊重制度的自发演进；它认可历史的来路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但也不会单纯依靠想象去描摹乃至圈定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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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穆易毛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孙琳君
新华日报社全媒体时政新闻部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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