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智商测试存在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
事实上，这样的测试只拥有一个世纪的历史。早期版本的智商测试出现在法国，由阿尔弗雷德·比奈和西奥多·西蒙在1905年提出。不过，直到这项测试从巴黎的索邦大学流传到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人们才开始把智商测试与天才联系在一起。斯坦福大学教授刘易斯·特曼将测试从法语翻译成英语，然后基于足够数量的儿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从而创建了所谓的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这些是发生在1916年的事情。测试的初衷是对那些得分较低的儿童进行诊断，以判断他们是否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才能跟上学校课程的进度。
“天才遗传研究”
随后，特曼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为什么不对那些在测试中取得高分的孩子展开研究？更妙的是，随着这些孩子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期，为什么不继续对他们进行跟踪研究？这些拥有智力天赋的孩子长大后会不会成为天才呢？
特曼找来成百上千名学童，让他们接受了这项新奇的智商测试。显然，他并不想把样本量弄得太大，否则，跟踪受试者的智力发育将不具可行性。把得分在前2%的学童选取为受试者，最终得到的样本量无疑将是选取前1%的两倍。此外，如果选取的受试者范围越大，他们成为天才的可能性也会越低。所以，为什么不选取高分者中的高分者呢？
特曼最终选取了1,528名聪明绝顶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的平均年龄在11岁左右。说这些孩子“聪明”，倒有点轻描淡写了。他们的平均智商为151，其中77人的智商在177至200之间。研究人员让这些孩子接受了各种各样的额外测试和测量，并且反复进行，直至他们步入中年。这就是庞大的“天才遗传研究”，研究人员在1925年至1959年间发表了五卷研究报告，尽管特曼本人在最后一卷出版之前就去世了。时至今日，这些高智商受试者仍在接受跟踪研究，或者至少是那些少数仍然健在的人。他们被称为“特曼人”，意思就是参与“天才遗传研究”的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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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阿尔瓦雷茨现在，通报一下坏消息：没有一个特曼人成长为常人眼中天才应有的样子。尽管拥有非凡的智力，但他们也只能在一些相对普通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比如教授、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职业。事实上，倒是有两个特曼人成为了斯坦福大学的知名教授，他们最终接管了这项将自己作为受试者的跟踪研究。他们是罗伯特·西尔斯和李·克隆巴赫——跟心理学历史上的三位著名天才伊万·巴甫洛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让·皮亚杰比起来，他们的知名度要低多了。
此外，还有很多特曼人未能在任何智力领域取得巨大成功。这些相对失败的受试者很少从大学毕业或取得专业职称和研究生学位，而且他们更有可能从事那些不需要任何高等教育的职业。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只包括男性受试者，谈论女性就太不公平了，因为那时，女性不管有多聪明，社会对她们的期待都是当好家庭主妇。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成功男性的智商与那些不成功男性的智商并没有太大差别。不管两者之间差异如何，智力并不是成功者和非成功者的决定因素。
两个非天才的成功故事
“天才遗传研究”的故事还在朝着更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在诸多被该研究拒之门外的人当中——也就是他们在智商测试中没有拿到足够高的分数，因而未能成为研究的受试者——至少有两个人的成就超过了所谓的特曼人。以下就是他们的故事：
路易斯·沃尔特·阿尔瓦雷茨出生在旧金山。他在10岁左右时接受了特曼的测试，但得分太低，未能入选成为受试者。然而，那次经历并没有妨碍他在25岁时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甚至在念研究生时，路易斯就开始在物理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了，他最终成为“20世纪最杰出、最高产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他改进了用于研究基本粒子的液氢气泡室，并因此获得了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特曼人从没有拿过诺贝尔奖，不管是在物理学还是在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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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肖克利也被特曼拒之门外，他后来在1956年跟两位同事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肖克利比路易斯大一岁，他在帕洛阿尔托长大，附近的斯坦福大学是他母亲的母校。尽管肖克利在特曼智商测试中的得分够不到天才的水平，但他还是成功在加州理工学院拿到了学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博士学位，这两家都是颇负盛名的技术院校。之后，他加入了贝尔实验室，开始在固体物理学领域发表大量文章，并在28岁那年获得了自己的第一项专利。与路易斯一样，肖克利在二战期间也为军队效力，他从事的研究跟雷达有关。战争结束后，肖克利回到了贝尔实验室，那时候电子设备主要采用旧式的玻璃真空管，他立志找到一种使用电晶体的替代品，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晶体管。
所以，可以这样说：尽管路易斯和肖克利没有在智商测试中取得高分，但他们的成就仍然超越了那些获得特曼智商认证的“天才”。而且，路易斯和肖克利的遭遇在诺贝尔奖得主中也不算什么特例。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和提出量子力学路径积分的理查德·费曼，他们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也曾因为智商分数过低而未能成为门萨高智商俱乐部的会员。
另一项研究：回溯成年天才们的幼时智商
在针对1,528名高智商孩童的研究开展了数年后，特曼招募了一位名叫凯瑟琳·考克斯的新研究生。由于特曼的研究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考克斯发现，她很难再从中提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所以，她大胆地另辟蹊径：如果特曼是要观察高智商儿童长大后能否成为天才，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具体来说，为何不选取一群公认的成年天才，然后从他们的传记中，回顾性地评估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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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出一份天才名单是相对简单的部分。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用谷歌搜索“著名科学家”或“著名艺术家”。在考克斯所处的前互联网时代，她也只需要从名人传记和其他参考文献中挑出一份名单。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一份已经公开发表的名单，从中挑出了最有名的那些人。最终，考克斯选取了历史上的192名创造者和109位领导者。毫无疑问，她的样本囊括了现代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些顶尖人物。除了前文提到的八个人之外，名单中还包括牛顿、卢梭、塞万提斯、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创造者，以及拿破仑、纳尔逊、林肯和马丁·路德这样的领导者——这些人在维基百科上都拥有很长的个人条目。
困难之处在于，估测全部301人的智商分数。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令人欣喜的是，在设计出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的一年后，特曼就已经证明，我们可以通过传记来估测传主的智商。当时，智商的意思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智力商数”，即儿童的心理年龄除以其实际年龄，然后再把所得结果乘以100。心理年龄的判定取决于儿童在处理按年龄划分的智力任务时，表现如何。因此，如果一个5岁的孩子能很好地完成更适于10岁孩子的任务，那么他的智商就是200。非常简单，不是吗？
为何不选取一群公认的成年天才，然后从他们的传记中，回顾性地评估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智商？
特曼用这种方法估测了弗朗西斯·高尔顿的早期智力发育情况。他是特曼的偶像之一，也是第一位研究天才的科学家。例如，高尔顿曾给自己的姐姐写过一封信：“我4岁了，我可以看任何英文书。除了52行拉丁语诗歌之外，我还可以说出所有的拉丁语实词、形容词和主动动词。我可以做数字的加法，算出它们乘以2、3、4、5、6、7、8、、10、的乘积。我还会便士和先令的换算。我能看懂一点法语，我还会认时间。”括号里的两个数字在信的原件上是模糊的，一个被橡皮擦出了破洞，另一个则被污斑盖住了。年幼的高尔顿显然说自己会的太多，而这种行为本身就可以表明，他的心理年龄超过了实际年龄。那么，我们对一个4岁儿童的正常期望是什么呢？只有这些：能够分辨自己的性别；说出放在他们面前的钥匙、刀和硬币；重复刚刚告诉他们的三个数字；以及比较眼前两条线段的异同。就只有这些了！如果高尔顿是个普通孩子的话，那么他要到5岁才能数清四个硬币，到6岁才能讲出自己有几岁，到7岁才能复述出书上的一段话，或者到8岁才能进行听写。不管怎样，利用这样的传记证据，特曼推断，高尔顿的智商应该接近200，他的心理年龄几乎是实际年龄的两倍。
考克斯决定把相同的方法用在名单中的301人身上，但她拓展了导师特曼的思路，在方法上做了一些改进。比如，通过多个传记来源，编制传主智力发育的详细年表，以及让独立评估者基于这些年表来估测传主的智商。
考克斯还采取了一个额外的步骤。名单中这些创造性天才取得的成就并不能等量齐观，相反，很多人并非头面人物，他们只在本领域为人所知。这样的例子包括法国哲学家安托万·阿诺德、瑞典化学家约恩斯·雅各布·贝尔塞柳斯以及苏格兰作家威廉·罗伯逊。与此同时，考克斯选取的天才有时候并未展现出天才的智商，有的甚至摸不着门萨俱乐部的门槛。在这些智商平平的创造者中，我们能够看到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以及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此前已经有人基于文献引用数量，对这些天才的成就度进行了排名——在那301人名单中，排名第一的是法国统帅拿破仑，而垫底的则是英国作家哈丽特·马蒂诺——因此，考克斯得以轻松地把智商分数与成就排名进行关联。她得到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即使在校正了数据可靠性之后，这种相关性仍然很显著。此外，在考克斯1926年的验证之后，其他研究人员也多次重复得到了智力与成就的正相关关系。这样看来，卓越成就与超高智商确实是相关联的。因此，特曼的理论似乎得到了证明！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拥有高智商似乎能够增加一个人获得成功的机率。
四个问题
话虽如此，有四个问题对该结论提出了一些质疑。
玛丽莲·沃斯·莎凡特
问题一：“智商-成就”相关性
智商与成就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巨大，甚至算不上大。大多数统计学家会将其归类为“弱”相关，也就是说，两头都给例外情况留足了空间。高成就者的智商可能低于平均水平，而超高智商者也可能相对默默无闻。对于前者，本文已经列举了三个人物，那么后者又有什么例子呢？威尼斯历史学家保罗·萨比可以算一个：尽管他的智商估测值高达195，在301人名单中位列前茅，但他的成就度排名落在后20%，位列第242位！
一个更加现代的例子是玛丽莲·沃斯·莎凡特，她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定为智商最高的人。据说，她在10岁时接受了经过修改的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拿到了满分！尽管对于如何把这样的表现转化为精确的智商分数，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我们无疑可以说，莎凡特比最聪明的特曼人以及301人名单上的任何人都要更加聪明。但是，她的主要成就是什么呢？她最有名的，就是她的超高智商，仅此而已！利用这种独特的身份，莎凡特在杂志上开辟了一个名为“向玛丽莲提问”的专栏。她的专栏文章可远远比不上《堂·吉诃德》和《天体运行论》，而这两本书的作者正是智商不及她的塞万提斯和哥白尼！比别人的智商高出60分乃至更多，这并未给莎凡特带来任何创造性优势。
问题二：创造性领域
智商与成就的相关性似乎取决于成就所处的领域。与其他领域相比，有一些领域似乎并不怎么看重智商。例如，一般来说，著名领导者的智商往往低于著名创造者。军队指挥官的低智商则异常明显——在考克斯选取的301人中，他们的智商平均要比其他人低20分！样本中最杰出的军事领导者无疑是拿破仑，但他的智商估测值最高只有145。这个分数放在特曼人当中，就会显得他不怎么聪明。有时，过高的智商反而不利于进行有效的领导，正所谓，好事过头，反成坏事。成为一个“和别人打成一片的人”通常意味着，这个人的智商跟别人相近。理解比能力更有说服力，这也就难怪美国总统的智商并不比军队指挥官高多少！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天才的称号通常归于杰出创造者而非杰出领导者。领导者或许会释放个人魅力，但创造者更有可能展现自己的天才。
问题三：个性和毅力至关重要
由于智商与成就之间的相关性很低，即便是正相关性，其中也必然涉及与智商无关的其他心理因素。考克斯自己的研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了评估那301个天才的智商之外，她还以高质量的传记数据为标准，选取了一个100人的子集，然后基于67种个性特质对他们进行了衡量。结果表明，动机性特质尤为重要，而其中，毅力的重要性更在其他特质之上。正如考克斯所言：“高但非最高的智商，加上最大的毅力，这种人所能取得的成就将高于那些智商最高而毅力稍差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成就者是成就超出预料的人，他们的卓越千姿百态，不单单是源于他们的智商。自然能力不仅包括智力，还包括激情和毅力，或者是当代心理学家所说的“决心”。
问题四：性评估
考克斯作弊了！我的意思是，她不是有意为之，但她还是作弊了。她评估出来的智商分数并不能跟特曼的相提并论。这不仅是一组分数相对于另一组太高或太低的问题，而是两组测量的并不是相同的东西，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相同。一方面，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评估的是一个人在基本认知技能以及基本学术技能上的掌握和发育情况，前者包括记忆能力和推理能力，后者则包括众所周知的“3R”。按照预期，几乎每个人都应该在他们成年时拥有这些基本技能。体现出一个人比另一人更聪明的，主要是掌握这些技能的速度。一个智商200的5岁儿童能够掌握普通人直到10岁才能学会的东西，但除此之外，他们并无多大区别。另一方面，考克斯的智商评估通常是基于那些即使在成年人身上也很少见的技能。由于这些技能是针对特定的创造性领域，因此，把两边的分数拿来比较就好像是在比较苹果和橘子，或是芹菜和洋葱。
不管两者之间差异如何，智力并不是成功者和非成功者的决定因素。
在大多数字典中，“天才”这一条目拥有多个定义，智商测试得分超过140并不是唯一的条件。《美国传统英语字典》也给出了一个定义：“天生智力超群，在艺术、思想或实践领域最为出众的人；天生富有想象创造、原创思想、发明或探索发现的非凡能力。”这个定义绝对适用于考克斯选取的301人中的顶尖创造者，但它却不适用于特曼选取的那1,500多位特曼人。如果你足够聪明，能在智商测试中获得140乃至更高的分数，那么无论如何，请去做一次这样的测试。鉴于你在2岁时就可以接受测试，如果可行的话，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一个2岁孩子能做3岁孩子的事情，并不是十分困难。你可以在蹒跚学步时接受测试，然后余生都享有天才之名的荣耀。
但如果你拿不到那么高的分数，即使经过多次测试也不行，也没有必要绝望。你只需要选择一些“艺术、思想或实践领域”，然后凭借一些“想象创造、原创思想、发明或探索发现”，实现卓越。不可否认，第二条道路似乎更加艰巨，甚至需要一辈子时间才能走完，但至少，你可以不用再接受任何智商测试了！此外，你的天才之名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真正的天才所制造的影响，要比一场测试更加深远，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记历经数十乃至数百年，都不会磨灭。
作者迪恩·基思·西蒙顿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学系的知名教授，本文摘自他的著作《天才检查清单》。翻译：何无鱼
审校：李莉
编辑：漫倩
来源：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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