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何小贝
这是一起区域性中小银行引发的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 ）和签字银行（Signature Bank）以资产规模而言在美国银行中分别仅排16和29，且与大型银行的规模相去甚远，但却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拖垮了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瑞士信贷。这场典型的银行挤兑事件充分体现了202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为什么银行这么脆弱？银行危机的后果是什么？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
硅谷银行的倒闭是个教科书般（Diamond and Debvig，1983）的挤兑事件。硅谷银行可以说有着最优质的业务模式，专注服务科技行业初创公司，与全球最有增长潜力的企业深度绑定。在倒闭之前硅谷银行的信用评级都为投资级。为什么两天时间内迅速倒闭？这就要说到银行天然的脆弱性。
银行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实体经济有期限错配的需要：储户有临时的流动性需求，而企业需要进行长期投资。期限错配（即借短放长）是银行的核心职能，然而这也决定了银行天然存在脆弱性（Diamond and Debvig,1983）。长期的资产难以随时变现，一旦大量储户取款，银行就面临流动性不足。存款保险制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Diamond and Debvig,1983）。
然而存款保险制度并不足以消除金融系统中的挤兑风险。一方面，批发融资并不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另一方面，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存款保险制度也不覆盖所有零售存款。美国的存款保险仅保护低于25万美元的存款，但未受保护的存款在各银行的分布是很不平均的。硅谷银行以企业存款为主，92.5%（注释1）的存款不受存款保险的覆盖。签字银行的存款以高净值人群为主，也有类似问题。
引发挤兑的导火索是什么？科创行业是对利率最敏感的行业之一，也是在这轮美联储加息环境下最先受到冲击的。硅谷银行大量的存款客户为科创公司，这些公司开始消耗现金维持运营，2022年其存款余额已经开始显著下降。为满足取款需求，硅谷银行需要卖出其长期资产（持有到期的证券）。在史无前例的加息环境下，这些资产的价格大幅下跌，一旦被抛售，则账面浮亏变成了资本金损失，影响偿付性。硅谷银行持有的证券资产占总资产比重55%，是美国的银行平均的两倍。因此当其公布抛售损失的消息时，储户都担心银行稳健性，一天内的取款规模达到420亿美元，占其存款规模的三分之一。没有银行能撑过这样的现金燃烧速度。
但银行倒闭并非新鲜事，美国平均每年都有几起。硅谷银行算不上系统重要性银行，美国监管当局也果断出手救市，为什么还引发了大规模金融风险传染？
恐慌历来都是驱动金融风险传染的主要因素。美国监管当局深知这一点，在风险传染之前就迅速出台救助方案。首先，FDIC为硅谷银行和签字银行的全部存款提供保险，相当于消除了最紧急的挤兑风险；其次，美联储创设流动性工具（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BTFP），让银行不需要为满足短期支付需求而抛售资产，即避免“未实现”损失变成实现的损失、侵蚀资本金，相当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资产抛售风险。
然而金融市场的恐慌并未停止。
市场的恐慌来自于对中小银行稳健性的怀疑，实质上是对银行监管的不信任。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大型银行和地区性小银行的处境迥然不同，投资者抛售地区性中小银行的股票。事实上，美国的许多中小银行以贷款为主业，并不持有足够的合格抵押品（国债、政府债券等）来获得BTFP的支持。与所有金融危机一样，市场出现大规模的安全资产转移（flight to quality）现象，储户和投资者迅速将存款和资产从中小银行转至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的资产遭到抛售。市场一方面认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因而更稳健，另一方面也寄期望于金融机构的“大而不能倒”。
然而尽管美国的大型银行相对稳健，欧洲的大型银行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这是因为与其美国同行相比，欧洲大型银行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一直盈利能力欠佳，资产负债表远不如美国大型银行健康。尤其是作为全球第五大财团、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的瑞士信贷，早前已经风波不断，在此风波中遭遇更大规模客户赎回，最终不得不接受瑞士央行的救助，成为第一个倒下的大型银行。
目前来看，美国和欧洲的监管当局都有意愿采取措施避免金融危机。当金融恐慌散去后，对经济和金融市场有什么影响？
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之间存在多渠道的相互反馈机制。科技行业的周期性衰退是硅谷银行危机的导火索，但硅谷银行的倒闭也会对科技行业乃至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根据Bernanke(1983)，银行倒闭是金融危机演化成经济危机（大萧条）的原因，这涉及到银行的另一个核心职能，即甄选合格的借款人，向其发放贷款并监督。一旦银行倒闭，这种甄选监督技能无法发挥作用，借款人的金融交易成本上升（体现为信用利差上升），借款人难以获得信贷，投资和消费下降，总需求减少，加剧经济衰退。
硅谷银行的倒闭会引发上述问题。硅谷银行在美国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融资领域的市场份额超过50%，是硅谷创投圈里的金融核心，有不可取代的位置。硅谷银行与全球逾600家创投机构、120家私募股权基金有业务往来，VC/PE及科创企业普遍在硅谷银行有账户。硅谷银行的倒闭将加剧科创医疗行业的融资难度，对行业而言是雪上加霜。
更重要的是，这场席卷全球的银行危机会让稳健的银行也对资产扩张保持谨慎，中小银行更会降低信贷供给，减少风险资产配置，这会使总需求下降，拖累全球经济。
美联储会担忧银行危机恶化而放缓加息吗？即便美联储放缓加息，也不是因为银行危机。2020年疫情恐慌时期的市场操作证明，美联储有能力通过创设各种流动性工具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本次迅速救助也显示其有所准备。因此联邦基金利率只需要用于维护价格稳定和就业。正如英格兰央行在2022年的养老金危机中的操作一样，美联储完全可以一边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一边加息。美联储如果放缓加息，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这场银行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的概率在上升。
此轮银行危机更深刻的影响应是在金融监管的走向。虽然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强调本轮救助方案只救储户，不救银行（股权人和债权人），但扩大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本身已经造成了道德风险，毕竟银行事前并未支付相应的保费，更何况美联储的BTFP工具也让缺乏审慎风险管理的银行也规避了资产抛售的风险。这种兜底虽然不得已，但毕竟破坏了金融市场纪律。如Bernanke（2013）所说,短期的金融危机救助行动会以长期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性作为代价，因为金融机构没有为其过度的风险承担行为承担后果。然而Bernanke（2013）也说，道德风险尚未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必须通过建立更为有效的审慎监管，最大程度的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从而降低道德风险的影响。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对银行的监管都大大加强，包括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III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目标都是加强银行的审慎监管。
然而硅谷银行事件显示，一方面银行本身风险管理有严重失误，且监管当局未实施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金融监管的放松（而非美联储加息）也埋下了这场危机的种子。
虽然史无前例的快速加息是对金融市场的考验，但利率风险是银行最常见的风险，通常银行使用利率衍生品对冲相关风险。然而硅谷银行持有1200亿证券资产，却只做了名义价值5.5亿美元的衍生品。如果监管要求硅谷银行实施有规律的银行压力测试，相关风险都不可能累积到这个水平。事实上，2010年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都要进行年度的压力测试，然而随着经济复苏、加上银行监管成本过高的游说，2018年美国又通过了《促进经济增长、放松监管要求、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案》，减轻了对中小型银行的监管要求，将压力测试的门槛都提高到了2500亿美元（注释2）。硅谷银行倒闭之前的规模为2200亿美元。不仅如此，由于资产规模不够大，硅谷银行也无需满足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硅谷银行在经历了存款资产急速扩张（2021年底存款约是2019年底的三倍）、又迅速收缩（2022年下降9%），未能维持合理的流动性水平以应对持续的存款流出风险的原因。
此轮银行危机显示，只关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足以维护金融稳定，现有的审慎监管工具仍有缺陷。首先，现有的银行监管框架降低了中小银行的合规成本，但风险爆发后监管当局又不得不出手兜底，破坏了市场纪律，形成道德风险，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种子。其次，对大型银行的审慎监管要求也值得反思。瑞士信贷满足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所要求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事实上，基于现有的压力测试，其流动性覆盖率足以应对压力时期持续超过一个月的大量资金外流。然而这仍然低估了市场的恐慌程度和资金外流速度。需要重新思考压力测试并将风险传染渠道纳入。
总体而言，可以预判的是，此轮银行危机事件会推动美国的金融监管再次进入一轮收紧周期，中型银行很可能面临更高的监管要求。
硅谷银行危机事件虽然尚未直接波及中国市场，但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我国区域性中小银行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中国银行业的资产回报率显著低于美国同行，且资产中有相当部分不良资产未被纳入不良，可以算是“未实现损失”。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金融风险会进一步累积。虽然中国没有类似的硅谷银行这样专注服务某一行业的银行，但许多中小银行长期扎根区域经济，资产的行业集中度很高，而行业的风险最终都会成为银行的压力。例如，随着经济低碳转型，高碳产业集中的区域的城商行的资产问题将逐步暴露。与此同时，硅谷银行事件也显示，哪怕是高增长潜力的行业也在下行周期也可能对银行造成巨大压力。我国的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增速远超平均贷款增速，但如果缺少价格信号发挥指引作用，最终也可能对银行形成拖累。
其次，中小银行的风险可能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演化成金融危机，防范系统性风险需要有效的审慎监管和政策工具。我国金融监管长期重管制，轻监管，缺乏审慎监管工具和监督手段。硅谷银行事件演化到瑞信被救助，证明目前大家对金融风险传染的理解还很有限，现有的风险监测指标和监管要求尚未能有效防御风险传染。我国虽然没有发生过全面的金融危机，但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银行挤兑危机，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银行的风险可能逐渐暴露。监管当局应重视开展银行压力测试，尤其是开发能模拟金融风险传染的宏观审慎压力测试，构建金融风险监测指标体系，丰富审慎政策工具箱，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后，应在《金融稳定法》的框架下建立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健全金融安全网，防范道德风险。美国监管当局在此轮危机中的救助方案在国际上存在争议，也将影响未来美国和全球的金融监管改革。建立金融风险处置的应对预案和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有助于打破“大而不能倒”和政府兜底的预期，降低道德风险。同时应充分发挥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作用，避免将风险处置过程中的损失和成本转嫁给公共资金。
注释：1. Erica Jiang, Gregor Matvos, Tomasz Piskorski, and Amit Seru (2023). Monetary Tightening and U.S. Bank Fragility in 2023: Mark-to-Market Losses and Uninsured Depositor Runs?
2. 硅谷银行的 Greg Becker是促成这一监管放松的重要的游说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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