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亚男编辑/独秀2001年1月，曾印从冰天雪地的新疆来到温暖的深圳，参加中兴为期一月的新员工培训。“一下车，就看到蓝天白云，穿着皮鞋在外面走一天，都不用重新擦蜡”，深圳给曾印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刚辞去教师的工作，从体制内投身企业。三年后，他随新工作南下深圳定居。从1980年深圳特区建立起，许多内陆地区的年轻人奔向深圳淘金。曾印是2000年初跳出体制、下海深圳的高知分子之一。这股深圳移民潮持续至今。从位于后海灯火通明的办公楼下班后，辰逸回家只需要半个小时。这与他此前在北京的通勤距离简直是天上地下。去年，辰逸辞掉了在北京八年的媒体工作，选择来到深圳定居，妻子和小孩都暂时留在了北京。“好多朋友都从北京来了深圳。”辰逸说。让他们离开的原因雷同，北京的雾霾天气、生活质量低、尤其是严苛的落户政策，让这群三十而已的年轻人在盘算未来的时候渐渐失去斗志。辰逸是北漂转深漂大潮的一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北京人口增速从2016年开始急剧降低，到2017年、2018年都呈负增长。过去一年，北京减少了0.6万人，而深圳新增41.22万人。三十而立：从代工厂到硬件天堂
“这种感觉有如深圳市政府门前的那头老牛，拼命向前拉，拉的却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大树墩——恐怕雕塑者没有想到，这座暗含深圳精神的“孺子牛”雕塑竟然成了今日深圳心态的真实写照。”2002年，深圳的危机感达到了顶峰。11月，人民网和新华网发表的一篇近2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文中洋洋洒洒提到了深圳的发展史，指出深圳过去的惊人发展更多是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本身缺少城市的长远战略规划。“空心化”的深圳走到衰落的拐角。曾印记得，当时这篇文章影响力很大，在民间和政府官员间广为传播。彼时深圳市市长甚至找到作者，与其做了两小时的观点交换。深圳特区建立前十年，依靠优惠贴补政策，在“三来一补”模式下吸引大量港资外资在深建工厂。大量的彼时玩具、电子电路、服装衣服加工厂以极低的运营成本聚集起来，深圳一时成为了中国最“新”的城市。援引深圳因特虎智库数据，到1993年，石岩上屋怡高厂所在的宝安区拥有3400家三来一补工厂，全年工缴费总计2.2亿美元。
美联储理事夸尔斯：不明白美联储为什么要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美联储理事夸尔斯称：“我不明白美联储为什么要发行央行数字货币。”（金十）[2021/10/21 20:44:37]
东升摄，1986年，深圳电子厂女工在流水线上不过，低端制造的代工厂始终处在产业链末尾，工厂利润低下。而且，1997年金融危机后，毗邻深圳的香港受挫，这也让当时的深圳投资、出口受到牵制。进入2000年，随着各地改革改制，吸引外资的政策蜂拥而出；同时中国加入WTO，与世界接轨，深圳作“窗口”的角色也变得有些尴尬，深圳依靠“三来一补”政策聚集起的低端制造业红利已经走到了尽头。产业升级和迭代成为了深圳必需的一道关卡。在2004年，深圳市委政府1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的决定》，2006年深圳市委政府的1号文件，第一次提出了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市政府开始为这个城市寻找自己的路。此后，关于创新的呼声没掉下去过，针对各行业的资金补助、研发扶持、补贴的配套政策一批批落到实处。“那时候政府最先着急了。出来了一批鼓励研发的政策，专门扶持企业创新项目，而且深圳政府从不偏心国企。”曾印对此印象深刻。“我自己也就去申请过，参加过政府答辩，他们效率非常高，进去对组委会回答问题，之后面试结果全部公示。”在曾印看来，现在深圳之所以成为世界科技硬件重镇地，源于政府后期的重视与引导，也源于前期长达几十年的沉淀。精细化而完备的产业链让深圳能够高效承接科技制造业。2019年，受到制裁事件影响，曾印所在部门不得不解散，他也离开了中兴通讯，他和从前的同事们重新创业，继续的是老本行，“属于换汤不换药。”曾印企业面向专业客户生产的通讯设备，大多是按需求定制，而且算是相对细分的一类软件，但是依托深圳发达的产业链，一切仍是轻车熟路。底盘与驱动力
香港金管局余伟文：探讨建立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央行数字货币网络提升跨境支付效率:11月2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在香港金融科技周上公开表示，金管局正与泰国中央银行合作，探讨建立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央行数字货币网络以提升跨境支付效率。当前，已开发完成“点对点”即时跨境转拨资金的概念验证原型，下一步会探讨商业应用情景，例如跨境贸易结算和资本市场交易。之后，还将安排银行和大型企业以实际交易测试网络。（上证报）[2020/11/2 11:27:42]
在深南大道两侧林立的大楼里，TCL、中兴、联想等企业的招牌十分显眼，在这其中，只有腾讯是互联网企业，而腾讯最初的业务也不是互联网，而是寻呼机。深圳没有互联网基因，它的基础是硬件制造业。曾印见证了中兴通讯和华为如何引领中国的通讯行业从模仿、紧随到超越国外技术。他回忆，华为、中兴等头部企业汇集深圳，也带动了周边城市产业链的完善，深圳关外、东莞、惠州等产业链高度发达，精细化程度高。“在这里，随便一个扫地阿姨都能给你组装出一部手机”，这虽是句玩笑话，却是华强北的真实写照。这里的柜台老板告诉锌财经，“能买到任何你需要的元器件，就算买不到，我们也能一夜之间帮你生产出来”，华强北是深圳在电子元器件产业中长出来的“特别现象”。1988年，华强北的赛格电子市场开业，就吸附了附近众多电子企业的优势，吸引了从全国乃至海外的工程师，毕竟，这里总能找到最新最全的元器件。十余年发展，华强北被赋予“中国电子第一街”的称号。
迈柯荣徐阳：央行数字货币是一场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8月17日消息，上海迈柯荣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阳表示，央行推出的数字货币，是基于互联网新技术推出的全新加密电子货币体系，无疑是一场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在金融科技大数据时代，对主权国家来讲，最好的践行货币国家发行权的办法是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行管控范围的主权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在一些功能实现上与移动支付有很大的区别。以往移动支付工具的资金转移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而央行数字货币是“账户松耦合”，即可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可以实现可控匿名。（证券日报）[2020/8/17]
赛格电子商场，2003年深圳的硬件制造大多都像华强北这样集群存在，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让厂商快速找到原材料，缩短生产链条，提高利润。这种成熟的模式吸引了众多硬件创业者。硬件创投机构Haxlr8r选择在深圳落户，也是为了方便其投资的创业者能快速找到工厂，做出原型产品，再去硅谷游说投资人。其创始人兼CEOCyrilEbersweiler曾提到，深圳真的是什么都有，从设计师、机械师、代工厂、零部件销售商……想要什么，都可以找到。如果说硬件制造是深圳的底盘，那么，民营经济则是深圳的自驱动力。1986年，深圳市政府要在国营企业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王石决定抓住让万科得以自主经营的机会。经过一番角力，1988年12月，万科终于摆脱国营的“如来神掌”，股改方案获得通过。由于地处深圳，万科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幸运儿。深圳有相当多的知名企业，包括华为、平安、金蝶等，都创立于1988年，绝非偶然。此后，民营力量成为深圳经济活跃的内驱动力，放眼全国，这是独此一份的特例。有行业人士认为，北京的经济底盘是靠国有经济撑起大梁，阶级利益固化，许多生意要依靠资源、人脉，拿到牌照后就一本万利。而深圳民营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独特的政策与资本环境。“这几年经济大盘萧条，但深圳没有太受影响，归因是它强大的内驱力与活力”，曾印告诉锌财经。“疫情期间，深圳只停了两个月，到了三月份就已经开始恢复运转了。不像那些依靠外贸加工厂，没有订单就无法生产”。经历了高度市场化教育和自我变革，深圳的产业经济学会了自驱运转。不过，成熟的产业经济自转，也给后来者立起了极高的门槛。曾印也感叹道，在深圳创业，硬件领域内，刚毕业的年轻人几乎是做起不来的，至少要有七八年的积淀或者在软件技术上有超人的地方。而且，此时，创业已经与前几代赤手打拼的前辈们不同，几乎所有赛道都已有巨头的身影，留给创业者的机会不多了。创业红与黑
远光软件：央行数字货币会对区块链行业和市场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远光软件（002063.SZ）在深交所-互动易上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未直接参与央行数字货币建设，央行的数字货币使用短期内不会对公司构成影响，但会对区块链行业和市场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2020/4/22]
吴桂华见证了创业赛道的逐渐缩窄。90年代末，中专毕业的吴桂华跟随第二波移民潮来到深圳。当时，香港制造业北迁，深圳及周边城市建起了许多代工厂，吸引了大批中国农村的劳动力。通过老乡介绍，进了一家厨电销售店做店员。他凭着潮汕人好拼精神和机敏劲白手起家，从挨家挨户做销售，到成为区域高管，在深圳一点点攒下资源、门路和原始资本。十多年下来，吴桂华创立了一个小厨电品牌。鼎盛时期，门店开到40多家。依托深圳成熟的加工产业链，吴桂华自定产品标准，在深圳找工厂代工；小部分买断小型生产线，自己设计自己加工。2010年前后，头部企业的垄断效应越来越明显，小品牌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吴桂华公司的线下渠道压力越来越大，加之他摸索出了一点电商门道，感觉到转型风口来了，于是狠心把厂子、门店全部卖掉，全面转为电商代运营。在吴桂华看来，最早期来到深圳，能够靠着渠道占山为王，但是第二波、第三波来到深圳的创业者，再难吃到渠道红利了。“后面挣到钱的都是有技术的人，你想要仅仅靠渠道一直吃红利下去，在深圳这种城市是不行的。它变得太快了。”
声音 | 智利央行行长：央行数字货币可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期发挥灵活性:9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经合组织全球区块链政策论坛上，智利中央银行行长Mario Marcel发表了题为“央行数字货币高级政策小组讨论”演讲。在演讲中，Marcel表示，央行数字货币(CBDC)可以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期提供额外的灵活性。同时Marcel还称，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等颠覆性金融技术解决了传统金融中的一些缺口，这些缺口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准入、速度、成本、透明度和安全性。同时DLT技术可以提供一些传统货币技术无法提供的好处。他还指出，DLT和CBDC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环境下，这些数字货币可以更加灵活，可以为央行提供更多干预工具，降低银行挤兑风险。但同时他也指出，CBDC不一定需要区块链。他总结称在有CBDC的世界里，货币政策渠道可能更快、更强大。（Cointelegraph）[2019/9/19]
图源网络辰逸与陈鲁是新一批的深圳移民。与前人的淘金不同，他们来深圳是权衡之后的选择。在去年来深圳之前，辰逸在北京干了八年媒体。或许是因为离互联网企业更近，见识过风口的膨胀，更以及潮落后满地的荒唐。他打心眼里对于北京的那种互联网企业模式充满质疑。“创业者手里拿着一个商业模式，去找投资人投钱，然后烧钱圈用户，几轮下来拉升估值，捧到上市，然后投资人创始人一起拿钱退出。你说这种企业最后给社会能带来什么吗？”辰逸问道。来到深圳后，辰逸也离开了媒体。他对深圳很有好感，这边的企业创业大多都是自己真金白银砸进去，一点点打拼出来的，“这才是实业兴邦。”陈鲁来到深圳的时间更早，在2015年来深创业，辰逸对深圳的感知他大致同意。“深圳很务实，创业非常看重投资回报，走烧钱模式的公司在深圳很难走起来。”相对北京来说，深圳创业也更加容易，毕竟在北京人脉、圈层已经非常稳定，而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可能没什么防备。只要你说能赚钱，大家都愿意听你说。”不过这并不代表深圳不会出现盲目追赶风口的现象。陈鲁认为，深圳有股投机主义气质，只要哪里说能挣钱，大家就一窝蜂赶过去赚钱，非技术创业公司在深圳很难融到资。陈鲁觉得深圳相比北京缺乏思潮上的创新，“太强调当下和实用，很难出现真正有影响力、真正变革模式的企业。”陈鲁的结论已经有过先声。有人列举过，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小巨头里，美团、滴滴、字节跳动都在北京，而上海出现了拼多多、小红书；唯有深圳显得冷清许多。根据胡润研究院2020年全球独角兽的榜单，北京位列全球第一，有93家，上海位列全球第三，有47家；深圳位列全球第五，数量上远远落后，仅20家。归属感
“来了就是深圳人”，然而，要在深圳找到归属感并不容易。由于极高的产业门槛，大多数创业者没能站上经济舞台，而更多数的人只是成为产业运转中的螺丝钉。曾印回忆，随着南下打工潮来的人大多没想过扎根深圳，都是想着挣点钱回老家，“2000年，就算是在科技园这些商业区，一到了晚上十点，大家都不太敢独自出门，抢劫案件不时发生。”“当时深圳房价很低，但谁想过在这里买房，想的都是挣到钱后回家。”曾印提起，来到深圳时前途未卜，只是想着跳出体制，投入新世界。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的选择少得可怜，只有“奋不顾身投入时代洪流”的勇敢和理想主义。城市与人的疏离感持续至今。辰逸是深圳的“新移民”，他们选择城市和职业道路上无比谨慎、精打细算，巨大的城市压力下，选择成本似乎变得极其昂贵。走错一步路，都令人抖三抖。“辰逸们”选择深圳的原因高度雷同：北京的户口政策直接逼走了他们，综合考虑发展机遇、成长环境、生活质量，深圳就成了退一步的选择。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人逐渐成为精密运转的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承受巨大压力，设法做出自己人生的最优解。辰逸的一句话更加真实，虽然从心底里排斥互联网模式，赞同实业兴邦，但他在换工作时也留了两手准备，“如果有互联网公司给我更高薪的工作，我还是会去的。”
南山科技园炎热八月，深圳的空气中夹带着海的潮湿气味。晚上九点，高新园的高楼仍然亮着灯，每盏灯下的个体都在书写不同版本的来深故事，他们共享这个城市的环境、资源，也共同感受着城市快进与时代倾泻的压力与焦虑。城市与人相互选择与塑造。四十年，一代代移民南下，与深圳相互作用。1979年末，深圳常居人口有31万，到2019年底，这个数字变成了1343万人，深圳的GDP也由1979年的1.96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2.6万亿元，超越了隔壁城市香港，跻身亚洲经济前五。人口学历结构也在发生改变，受产业升级的影响，深圳新增人口学历结构也在提升。成立之初，深圳31万人中仅有4000人以上是初中学历；而在2008年，大专以上或中级职称人才占比达到10%；到2018年，深圳全年新增49万人，其中应届大学生和各类人才占比达六成。脱胎于社会阶层急剧流动的80年代，风云变化的市场经济催生了深圳许多财富神话。年至四十，深圳气质日渐沉稳，创富故事成了往昔的神话。然而，深圳仍是年轻移民者的心之所往。相比之下，经过40年市场经济的熏陶，深圳比其他一线城市更具备平民的务实气质，这种气质让后来者看到得以脱身螺丝钉系统，获得跃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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