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月5日首发于GQ实验室，并由曾鸣撰文，张伟编辑。
去年11月1日，中国比特币峰会在深圳召开。第二天，中国比特币交易的期货模式上线。这一切，意味着一年前开始的比特币世界的疯狂可以进行阶段性总结。一年前那场震动中国的比特币爆发仍历历在目，但人们都感受到了寒冬将至：比特币的币值下跌，它在中国的生产模式也陷入困境。但另一方面，比特币交易又进入更加动荡的时期。
因此，GQ记者奔赴多地，从北部的鄂尔多斯到东南的深圳、香港，访谈此前从未公开露面的多位中国比特币界重要人物，重新梳理并回答一个问题：比特币进入中国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提要：比特币在中国的故事以理想主义开头，以贪婪推动，又以迷惘收尾。
达拉特旗的夜晚十分寒冷，气温大约在零下10摄氏度。一片像被核弹轰炸过的光秃秃的沙地上，十间厂房里的上万台“比特币矿机”昼夜不息地运转着，在寂静的夜空里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它们闪烁着惨绿色的光芒，像《黑客帝国》中的矩阵，充满科幻感；也像狼的眼睛，满溢贪婪。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矿场，一年能产出13万个比特币。在比特币币价最高的时候，这相当于一亿多美元。
比特币矿场比金矿更好的地方在于：不用缴税。这里最大的成本来自于电力，每年500万千瓦——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一个月的用电量。
我是第一个正式拜访这里的外人。矿场的所有者们担心政府会因为“节能减排”或别的原因关掉它，一直讳莫如深。在工商注册中，矿场的公开名称是“内蒙古毅航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矿场所在的达拉特旗是鄂尔多斯市以北70公里的一座小城。火力发电厂的巨大烟囱冒着青烟，煤车往来不息，风沙常年不停，整座城市呈现一种灰蒙蒙的颜色。
从鄂尔多斯开始讲述比特币的中国故事再恰当不过了。过去十几年，这座城市最集中地记录下中国煤炭业里发生的贪欲、投机、大起大落以及人性的挣扎。这一切又在过去两年的比特币市场上浓缩、重演。
鄂尔多斯的比特币矿场并非只在称呼上与传统采矿业相似。自从2013年中国人大量进入比特币世界之后，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虚拟货币迅速变成了世俗财富拼杀的工具。热钱蜂拥而至，有人暴富，有人亏空，围绕着比特币产业的每一个链条都被竭泽而渔式地开发。
中国人率先把挖矿做成了一笔大生意。在比特币的系统里，挖矿可视作一种抢答题游戏——每十分钟，比特币系统会将需要处理的交易信息打包成一个区块，相当于一道抢答题，矿工抢答到的几率与持有的算力成正比。达拉斯旗的数万台矿机，就是专门设计用于求解的计算机。
在比特币这个高技术、高度互联网化的理想主义王国里，“挖币”是最容易产生大量财富但缺少技术含量的一环。它能带来经济利益，但无益于比特币的应用和进化。
中国人迅速发现这个最容易变现的部分——挖币、卖钱，并将这种最基础的生产方式垄断在手里。这是比特币在中国被世俗化的起点，世俗化的高潮，则是2013年11月开始的中国买家哄抬比特币价格。
2013年以后，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热衷挖矿和交易比特币的人群；七成以上的矿场和交易都发生在中国。最夸张的一个月里，被媒体称作“中国大妈”的买家，将约100亿元人民币用于比特币交易。
如今，2013年末的狂欢已经过去了，但比特币世界仍然充满了令人咋舌的财富故事。2014年11月1日，我刚开始试图了解比特币，当天，比特币的中国期货交易刚刚开通，每个比特币的价格是1900多元。一位业内人士建议我适时期货，我拒绝了。10天以后我得知，假如我当时投入10万元，再辅以杠杆，它的价格会变成100万元。
不过，又过去20天，等到我坐下来准备写作时，这笔突然出现的钱又快速地跌落，消失。这就是在比特币世界里天天发生的故事。
站在这场繁荣的末尾回望，我难免想起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作家刘易斯在《为繁荣辩护》一文中所写的话：“一场没有的繁荣，就像一条没有跳蚤的狗一样。”
2011年，一群向往技术桃花源和货币民主的年轻人——他们包括科幻作家、因涉黄而坐牢的有声书公司老板、起点网写手，充满兴奋地站在比特币世界门前，决意向中国普及这种新兴的虚拟货币。
这是比特币在中国的故事的开头。它带着理想主义出生，因贪婪而疯狂生长，随走入迷惘而收尾。最终，中国玩家使比特币逐渐成为它自身价值的对立面。
在中国的比特币圈子里，吴刚是最早接触比特币的那个人。
2009年6月，在一家P2P存储网站任CTO的吴刚收到一封邮件，里面介绍了比特币系统。吴刚将挖矿软件下载下来，随手在公司的电脑上运行起来。
吴刚：比特币钱包HaoBtc和比特币银行OpenBlock的CEO。2009年接触比特币，在2011年交易比特币，2013年挖矿的风潮中赚了大钱，开始四处投资、四处亏钱的“比特币甘道夫”历程。
比特币的发明者叫“中本聪”——这是一个代号，真实身份无人知晓。2008年万圣节，“中本聪”用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向世界介绍了比特币。它的使用就像电子邮件，你可以给世界上的任何人发送一定数量的比特币。
2009年1月3日，“中本聪”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比特币矿工，挖出了第一个比特币。
比特币没有中央服务器或托管方，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像“中央银行”的发行者可以控制它。交易的验证和记录及整个系统的维护都由矿工进行。吴刚琢磨了两天，越想越觉得比特币充满无限可能。
比特币不能被任何个人和机构劫持，因此是自由的货币；由于2100万个比特币在30年内逐步产生，并依照算力分配给维护系统的矿工，又是民主的货币；且由于总量有限，它不会通货膨胀，购买力全由市场决定。
“自由、民主的货币；一个公开，不可被攻破的数据库。”吴刚总结初遇比特币时的理解。但他又觉得比特币的普及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挖出7000个比特币后，他关掉了电脑，抽身而退。中国人暂时缺席比特币的实验。
在西方，比特币早期主要的应用领域是黄、、。作为成人网站的支付标配，“中本聪”在一封邮件中成功预测到了这一点：“比特币刚开始可以在一些小范围的地方使用，例如……成人网站的小微支付。”
比特币网站SatoshiDice是初期最成功的应用，高峰时占据了全网一半以上的交易。SilkRoad是比特币界的一个著名网站，上面能买到各种，只接受比特币支付。2013年10月2日，FBI关掉它时，查封了17.3万个比特币。网站管理员乌布利希因“交易，销售恶意软件，雇佣杀手”被逮捕。
在西方世界，比特币从一出生就带着强烈的价值观，并很快找到了第一批死忠——自由主义者。
2012年，比特币的大事件是豪猪自由节，它是自由州项目的活动之一。FSP是一个成立于2001年的移民项目，其目的是招收至少2000名自由主义者移居到新罕布什尔州来建立一个自由主义思想的据点。
比特币成为这个活动的首选货币，并在FSP社区成功获得应用，上百名自由主义者聚集在新罕布什尔州北部附近的白山，通过比特币支付衣食住行的费用，有人甚至用比特币来销售一辆二手车。
豪猪自由节的联合组织者VanessaVine说，比特币和FSP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因为都代表着去中心化和独立。一旦达到2万名会员的目标，比特币有望成为一个地区的主要货币。
在2013年以前，比特币的玩家群被认为是一帮手持科技利剑开拓通往自由之路的理想主义者。中本村骰子的创始人ErikVoorhees出席了豪猪自由节，并参与了一个比特币小组的讨论，主题是：如何颠覆你的政府。
当时，一个标准的比特币聚会是这样的：2013年5月在美国圣何塞召开的比特币2013大会上，主持人为了炒热气氛，在宣布开幕时喊道：“民主党人，来一点儿声音！”掌声稀疏。
“共和党人，来一点儿声音！”应者寥寥。
“自由主义者，来一点儿声音！”全场观众顿时沸腾起来。
就在美国比特币先驱们醉心于这种新货币的价值观的同时，刚刚进入比特币世界不久的中国人，开始开发它作为财富游戏道具的另一面。
张楠赓已经不记得2011年他是怎么接触到比特币的。当时他正在北航读研，学集成电路设计，就像许多工科男一样，生活很无聊。他经常用动漫来打发时间，一年能看500多部。
开始接触比特币的日子，是张楠赓最开心的一段时光。他爱在国际论坛上跟老外聊天，讨论比特币技术和价值观。
基于专业优势，他利用课余时间做了些专门用于挖比特币的机器FPGA，主要卖到国外，一年能赚十几万元，也渐渐有了些名气。由于注册名叫“ngzhang”，他的外号是“南瓜张”。
张楠赓：江湖人称“南瓜张”；世界上第一台ASIC矿机“阿瓦隆”的发明者。资深动漫宅男。
当时，比特币仍然是西方世界刚刚兴起的一种充满价值观色彩的新兴技术，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还很遥远。南瓜张也没太当回事。他的第一代矿机命名为伊卡洛斯，据说因为买家是外国人，所以取了个希腊神话人物的名字，但产品的背景图却是个性感动漫女孩——动漫《空降之物》的女主角伊卡洛斯。
2011年那批进入比特币世界的中国年轻人，跟南瓜张都有点儿像，爱幻想、有好奇心。
长铗原名刘志鹏，2011年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比特币论坛和资讯网站“巴比特”。在此之前，他是一名科幻作家，从2006年开始连续三年获得中国科幻小说最高奖项银河奖。
不过在现实中，他是南宁国土资源规划院里的一名公务员，名义上搞金矿普查，主要的精力却耗在酒局、应酬上。他的科幻写作越来越晦涩，逐渐停顿。2011年，在生活的分裂感逐渐扩大时，他获得了比特币的信息，并坚信又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桃花源。
最初对比特币好奇的人不全是极客，也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大多带点理想主义气质。
刘志鹏：比特币资讯网站“巴比特”创始人。笔名“长铗”，三届中国科幻界最高奖项银河奖得主。
2003年夏，17岁的刘志鹏完成高考，看到报纸说桃花源遗迹在隔壁的新化县城，于是效仿陶渊明笔下的渔夫，从家乡邵阳市徒步一百余公里跑去探访。他带了点儿钱，走了两天，一路上吃住都在沿途的农户家，最后在奉家山一个山洞里找到一只碗。他带着这只碗又走回邵阳，交给文物局，还得到了领导的表扬。
“长铗”是什么意思呢？晋诗有云：“长铗鸣鞘中，烽火列边亭”。疏朗飘逸、不安于室，总之一股不愿意成为普通人类的劲儿。
跟长铗一同创办巴比特论坛的吴忌寒被圈内人称作“比特币布道者”。他是北大金融系的毕业生，在读大二时就思考过“去中心化货币”这种问题。后来，在风投公司做分析师和投资经理时，他翻译了比特币圣经——“中本聪”的白皮书。
被新奇的比特币游戏吸引的还有谢坚。他在上海做过程序员，在小县城靠卖水表赚了人生第一个一百万，同时还是个网络写手。
读大学时开始，他以“疯狂小强”的名号在起点中文网上码字，专写科技小白成长为黑客的故事，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几万块钱。
2012年，他开始组织论坛讨论比特币，并把比特币写进了自己的网络小说《超脑黑客》。
更传奇的是龚鸣。他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信徒，是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拥趸。他最为引人注目的身份是“动听中国”有声读物的老板。公司制作的有声书《白洁》及《金鳞岂是池中物》，让他因“制作、传播秽物品牟利罪”获刑3年6个月。在狱中度过一年多时间后，他被提前释放，以“暴走恭亲王”的笔名翻译了大量国外有关比特币的资料和报道。
一位圈内人对这批中国最早的比特币玩家有一个判断：“比特币就是场革命，参加革命的，都是帮一无所有的人。”在琐碎庸常的现实世界，他们是小人物、“宅男”，但心中装着对“桃花源”的向往。
彼时，比特币还完全没有显示出什么金钱诱惑。他们作为先行者，为比特币在中国的普及而工作。2013年中国比特币元年就要到来，这些年轻人离比特币给他们巨额回馈还差两年光阴。
比特币在中国的财富故事，始于南瓜张一个略带意外的发明。
2011年，南瓜张把FPGA电脑卖给外国人时，他并不认为这有多了不起，于他而言这就是一个勤工俭学的项目。
2012年6月，美国一个开发比特币挖矿机的机构“蝴蝶实验室”声称，他们准备研发一种功能远胜过现有水平的挖矿机器ASIC。
网络理想主义者南瓜张嗅到了一丝危险——这意味着比特币生产有被垄断的可能。
比特币系统有一个设定，那就是51%攻击。如果某个挖矿者掌握的运算能力超过整个比特币世界的51%，他就能对交易记录进行篡改。蝴蝶实验室研发的新机器，使他们可以轻松拥有这个运算能力。这会毁掉比特币世界。
据南瓜张自己解释，纯粹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他决定自己开发ASIC挖矿机，并将它们卖给其他用户，对抗可能出现的垄断。他将新机器命名为“阿瓦隆”，这是亚瑟王传说中“天佑之岛”的名字。
2013年1月31日，在美国的比特币核心开发人员JeffGazik收到从中国寄来的一个巨大包裹。他从办公室请假回家，用网络直播了整个拆箱过程。这就是第一台阿瓦隆矿机。
南瓜张为自己解决了比特币世界的危机而自豪。他造出来的是一个可以产生巨大财富的工具。第一批生产出来的300台阿瓦隆矿机意味着每天近4万美元的收入，但南瓜张没有选择囤着这些印钞机，而是将它们零售往世界各地。
“我至今很自豪的一点是，我们挡住了这个诱惑。”他说。
事后证明，拿到阿瓦隆矿机的人都发了财。由于巨大的挖矿能力，阿瓦隆矿机在市场上一度被炒到了40万元人民币。其中，吴刚是少数极为幸运的那批人——他一次买了十台。
中国人的比特币财富神话在这里才刚刚开始。继南瓜张之后，中国的天才少年烤猫成了世界上第二个造出ASIC矿机的人。
烤猫本名叫蒋信予，是中国科技大学2001届的少年大学生。2012年8月，他在深圳成立公司，宣布制造ASIC矿机的计划，并通过一个“虚拟IPO”项目在线筹款，按照0.1比特币一股的价格，发行了16万股。购买股票者可以分红。
吴忌寒与小强各买了15000股和12500股。当时比特币还不算值钱，这笔投资大概在6万元左右。
小强那时候正埋头写小说，投资之后就没再管事。等他把带有比特币元素的网络小说《超脑黑客》写完后，烤猫矿机已经顺利问世，而小强意外地发现，他像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因为比特币成了千万富翁。
烤猫用自己开发的矿机开矿，开创了比特币世界第一个由ASIC矿机组成的矿场。从2013年2月底起，仅一个月，烤猫就让股东们收回了成本。到2013年7月间，这座矿场每个月都能挖出近4万个比特币，价值上千万人民币。
在巨额的分红刺激下，烤猫公司的虚拟股票直线上涨。2013年7月，每股的价格已经从0.1个比特币上涨到5比特币一股。创办仅一年的烤猫公司市值超过1.3亿美元。
因为这笔投资拥有了千万身家的吴忌寒，在2013年4月辞掉投行工作。与同事们告别的场面稍显尴尬。他曾把烤猫IPO的项目介绍给同事，但只有一个同事看在他的面子上象征性地买了两千块钱。在他们的理解中，比特币是一种不可靠的玩意儿。
2013年新年后，小强作为股东，在深圳拜访了烤猫那如印钞厂一般的矿场。烤猫矿场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矿场内乱糟糟的，温度比室外高了至少5度，巨大的排风机呼呼地转着。
谢坚：小强矿机创始人。笔名“疯狂小强”，曾在起点中文网发表“超脑黑客”等三部网络小说，专门写电脑小白逆袭成黑客高手的故事。
让小强觉得充满反差感的是，矿场左边是一个服装厂，里面熙熙攘攘灯火通明，工人们紧张忙碌地将一匹匹布裁剪成各种形状，最终制成款式各异的服装；矿场右边则是一个电子厂，各种精密仪器全速运转，将一个个元器件组装成电脑主板。
“我站在世界最前沿，就在这个看着非常不起眼的地方。”谢坚在日志里写道。
两边偶尔有人从矿场路过，眼中露出带点儿疑惑的目光，周围的大部分的人们对比特币尚一无所知。矿场遭过一次贼，但小偷显然不懂这些矿机的价值，错过了致富的绝佳机会，把服务器里的CPU和内存条偷走了。
南瓜张和烤猫的成功，成为中国比特币圈的头两张名片。中国人第一次展示了在比特币世界的影响力，并且一出手就摧枯拉朽，仿佛一头大象闯进了瓷器店，彻底颠覆了比特币挖矿行业。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故事强烈刺激了中国人，这比他们此前所做的所有普及都有效得多。许多中国人蜂拥而至，试图复制他们的成功。
2013年5月，一个来自浙江的投资人找到吴忌寒，说服他放弃了去欧洲读商学院的计划，成立比特大陆，开始蚂蚁矿机项目。
6月，做机顶盒的深圳商人廖翔开始关注比特币矿机，10月，他开始了闪电矿机的项目。
2014年春节后，小强也决定做矿机。
资本接踵而至——龙矿矿机、花园矿机、氪能矿机、宙斯矿机、西部矿机……十多个新的矿机厂商加入了混战。
随着成千上万台ASIC矿机在生产线上被制造出来，比特币世界的算力如加满燃料的火箭般腾空而起。
比特币世界很快明白了中国人的加入意味着什么——两年里，比特币的全网总运算能力增长了1.2万倍。
“中本聪”在设计比特币时，也许并没有想到中国人对挖矿会有这样炽烈的热情。
在他原本的设计中，挖矿并不是重点，只是维护系统运行的一个附属品。早在2009年12月12日，“中本聪”就曾表示，不希望用户采用运算能力更高的GPU来制造矿机并挖矿。
“我们应该有一个君子协定，推迟使用GPU的军备竞赛，这样会对我们的网络更有好处。这样我们更容易获得新用户。现在人们只要有一块CPU就可以参与公平的竞争，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全网运算能力的飙升，使个人挖矿变得毫无意义。比特币世界的运算能力，本质是获得比特币的能力。而中国人垒砌的算力长城关上了比特币世界的一扇大门——个人打开电脑就能进入比特币世界体验一番的时光一去不复返。越来越多的比特币用户不得不关掉计算机。
这是一件颇为讽刺的事儿，挖矿行业在中国人的加入后迅速壮大，却越来越成了寡头的专利。
龚鸣认为这个趋势无疑背离了比特币设计的初衷：“‘中本聪’当年之所以设计挖矿，其原意是希望每一个比特币钱包的拥有者都能够参与整个系统的决策机制。这就是‘中本聪’试图完成的最大限度的民主和去中心化。集中挖矿的机制并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向。”
就像世界大战一样，挖矿业变成了刺刀见红、尸骨累累的残酷战场。在竞争之下，烤猫迅速从矿场的霸主地位跌落。到2013年10月，烤猫矿场占全网算力不到5%，并一路走低，由于分红骤减，烤猫的股票也从每股5比特币迅速跌回0.1比特币，后购买股票的股东开始对他进行咒骂。
到了2014年上半年，军备竞赛的发起者——矿机生产商在这场厮杀中也无法幸免。由于矿机迭代越来越快，廖翔发现他的矿机尚在生产线上，就已经遭到淘汰。
廖翔意识到矿机行业正在变成一条贪食蛇，吃掉对手后终将伤害自己。他呼吁同行们进行“算力裁军”，但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事情正在走向一个死循环——由于个人挖矿没有前途，矿机商一再减价也普遍面临滞销，为了避免矿机在仓库中变成废铁，矿机商只好用来自己挖矿，但这又会让算力再攀新高……
2014年11月1日，在深圳比特币峰会上，小强告诉我，由于持续亏损，他已经关停了矿场，并试图转让，年初的600万投入如今只剩200万。他还透露，烤猫正承担着1万4千张矿机芯片滞销的压力。
中国信通院与SAP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SAP在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与SAP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研究院院长李瑞成代表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双方将集中优势资源，依托可信区块链计划，在区块链技术与标准研究、企业区块链应用、行业推广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8/4/10]
随着矿机迭代，耗电量增加，电价占到了采矿成本的80%甚至更高，矿场主们开始寻找更便宜的电价。
鄂尔多斯正是因为这个优势而成为理想选择。传统煤炭业使这个内蒙古城市的电力过剩，因而价格低廉，这为新时代采矿业提供了便利。
与中国煤炭业的情况类似，疯狂开采的背后，其实是比特币价格的突然飙升。2009年末，一个比特币尚不值0.1美分，但到2013年末，它已经比一盎司黄金更贵。
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在比特币上涨至1242美元的历史高点的过程中，中国比特币交易者功不可没。据南瓜张透露，仅仅2013年11月，中国人用于比特币交易的金额是100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此前全世界所有比特币的总价值。
中国炒家当中，最有名的当属李笑来，他曾是新东方的英语教师。在2011年，李笑来以不到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入了2100个比特币，在反复交易后，2014年3月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自己持有六位数的比特币，并被称作“中国比特币第一人”。同时，这也意味着他已成为亿万富翁。
吴刚是另外一个典型，自从2009年短暂地体验过比特币后，他在2011年再次入场，花了30万元人民币购买比特币，理论上，这笔投资如今至少让他获得了百倍的盈利。
在2013年的头11个月里，比特币看上去确实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每个币的价格从年初的13美元开始平稳上涨。11月29日13点30分左右，比特币的价格涨到历史最高水平：每个1242美元。
而同一天，一盎司黄金的价格是1241.98美元，那一刻，比特币成了名副其实的数字黄金。
佛罗里达程序员Laszlo肯定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2010年春天，他曾经用一万个比特币买了两个比萨。日后忆及这笔买卖时，Laszlo说，比萨味道不错，就是有点儿贵。
那时，比特币更像是一个有趣而廉价的玩具。同在2010年，工程师GavinAndresen花50美元买入了一万个比特币，并创建了名为“比特水龙头”的网站，毫无理由地向人们散发比特币，纯粹为了好玩儿。
中国人彻底改变了这个玩具的命运。
2013年之前，世界比特币交易主要由日本和斯洛文尼亚的两个交易所把持。
2013年之后，OkCoin和火币网两家国内交易所成立，伴随着比特币的圈子里流传的一夜暴富神话，他们的市场份额开始飙升。
2013年11月17日，中国比特币交易平台BTCChina交易量突破8万比特币，占全世界交易总量的43%。
比特币一路高涨的同时，媒体开始井喷式报道，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这又进一步拉动了中国比特币交易者的热情。
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个著名的比特币炒家，在2013年年底光景最好的时刻，几乎睡在交易所门口，为了方便交易，他直接持银行卡让交易所的工作人员为其支付，在价格狂涨的11月，他每天可以狂赚200万元。
中国交易者的热情令世界动容，《牛津英语词典》表示，他们准备把“Tuhao”、“Dama”作为单词进行收录。
比特币赤裸裸地蜕化成金钱游戏的工具，OkCoin的联合创始人何一并不意外。她认为中国人热钱多而可投资渠道太少，比特币作为一周七天二十四小时无休的交易品，受青睐并不奇怪。
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泡沫破灭。2013年12月，比特币价格暴跌近一半，之后的2014年币价继续下挫，这一年的大部分时候，币价始终在2000元左右徘徊。
龚鸣说：“怎么炒上去，就会怎么跌下来。”
在比特币圈内，交易所的散户被称作“韭菜”。据交易平台火币网2013年11月透露的数据，该平台总交易额大于1000万元的贵宾用户40%为女性。这些交易用户被业界称作“中国大妈”。南瓜张估计，在一个月的暴涨和暴跌之间，中国大妈们投入100亿的金额，三分之二都被少数炒家收割。
但比特币的中国式疯狂并没有结束。
2014年11月1日，OkCoin、火币网、796等中国比特币交易所推出了期货式。
由于允许做空，期货的出现让币价下跌看上去似乎不再成为一个问题，高杠杆的刺激让玩家掀起了新一轮的狂欢。中国各比特币交易市场不断刷新交易量纪录。
有过投行工作经验的吴忌寒对此冷眼相望。他认为在比特币原本波动就很大的情况下，再设置高额杠杆，显得过于激进，尤其是在没有任何政府监管的前提下，更容易出现风险。
吴刚则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中国的比特币期货市场就是一个。
一位著名的“徒”在2013年净赚9000个比特币，又在2014年2月初一次赔光。
他以开发矿机为名，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并且用于交易，赚到钱再将资金退还。但不久前，他又一次因为期货交易而破产了。
虽然供职火币网，但墨不一对炒期货并不赞成，“我一般不做期货，期货很危险，加上高杠杆很容易爆仓。”
墨不一：火币网旗下digcoinCEO，BTC123创始人；中国最早的大矿工。2011年，他投入70万，在上海郊区部署了当时全国最大的GPU矿场，每月能挖一千多个比特币。
墨不一表示，在目前这种价格波动幅度下，剩下来的就全是投机和的人，这已经背离了比特币的初衷。
龚鸣则认为，在中国的比特币交易所里，期货游戏比更可怕，是一个负和游戏，因为尚存在概率，中国比特币期货市场因为恶意坐庄的存在，散户几乎没有赢的可能，而庄家到最后免不了完蛋。
“我不会玩期货，为什么，我是德隆出来的，德隆号称是中国最后的庄家股票，但是倒掉了。任何坐庄最后都会死掉的，除非你赚到钱以后退出了。坐庄你必须控制局面，让它涨就涨，让它跌就跌，怎么控制局面？钱。但问题是你不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你迟早有一天会碰到比你更牛逼的，它可能是资本大佬，比你更有钱，到时你就会变成另一棵韭菜。”
当比特币越来越成为投机者的狂欢，曾经凭热情义务普及比特币知识的龚鸣越来越心灰意冷。
“我现在不愿意去提比特币了，我过去翻译了很多文章，向很多不懂的人介绍了比特币，但是我把他们拉过来，他们就成为韭菜，结果我就成了一个帮凶。”他说，“这个体验是很悲凉的。”
比特币在中国，逐渐变成它自己所反对的东西。
在不多的发言中，“中本聪”曾经阐述：传统货币最根本的问题，是信任。央行必须让人信任它不会让货币贬值。银行本应该帮我们保管钱财并以电子化形式流通，但是他们放贷出去，让财富在一轮轮的信用泡沫中浮沉。
这段话发表于2009年，当时，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像一块巨大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世界。正是在这种情绪下，人们才对比特币的出现感到欢欣鼓舞。
但现在，中国的比特币市场正出现在“中本聪”初衷的对立面——泡沫堆积。而比特币的信用在泡沫的反复膨胀－破灭－膨胀－破灭中迅速散失。
2014年11月，为了弄清楚过去两年里比特币世界的故事，我见到了许多中国比特币的最初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曾经热心地向中国人介绍比特币。
带着理想主义进入这个游戏的人们大多数从中赚到了钱，却开始怀疑中国人的参与。
龚鸣已经慢慢淡出比特币的圈子。他自己开了公司，业务是数字资产管理。他说，有更多的人表示失望，但他们用脚投票离开了这个行业，只是你看不到他们。
财经专栏作者端宏斌曾经致力于推动比特币普及，但现在他已经变成了比特币的唱衰者。他宣称，比特币就是一场庞氏局。
2014年10月31日，我飞往深圳参加一场比特币的峰会，廖翔在接我的车上，预测冬天就要到来，比特币的币值在不久后会跌到1000元人民币以下，并且将长期处在寒冬里。
会议间隙，我和小强散步时，一向笑嘻嘻的他用低沉的声音总结中国比特币市场的起伏：“中国人的加入对这个行业是一个考验，因为中国人多嘛，对钱也比较敏感，就像矿机行业，因为赚钱，一下这么多人进来，拼命生产，完全是非理性的扩张。”
南瓜张也对我感慨：“中国人加入哪一个行业，对这个行业都是很大的考验。我们最爱干的事儿就是一起死，就是这个事儿，对吧，一起死。”
2014年4月，长铗在拿到投资后，辞去了公务员的工作，在杭州成立了公司，继续经营巴比特。年初，合伙人因为“资讯网站难以变现”而离去，但现在看来，巴比特也正是因为离矿机行业与交易所较远，所受波动较小。他仍然打算在“数据挖掘”、“信用证明”这些短期看不到收益的项目上进行发力。
长铗承认他有点儿迷惘，“也不知道是原因决定着结果，还是结果决定着原因，从一开始，中国人就很少从事比特币核心技术开发，不参与代码创新，做的都是如挖矿、开交易所等基础性的工作，如此一来，又越来越被边缘化，离比特币的初心越来越远。”
在比特币这件事上，中国又一次成为世界工厂和抢购者。这看起来是中国发生过一万遍的故事又一次重复了。
我在2014年11月28日的香港比特币峰会上遇见了RogerVer，他因为投资了大量比特币企业而被称为“比特币耶稣”。他从不挖矿，也从不炒期货，他告诉我，真正有价值的应用是那些和所有人有关的事情，比如钱包、支付、数据库。
比特币的全球分工正在形成当中，而中国人离支付、钱包这些比特币的核心应用没什么关系。在这些核心标准逐一建立的过程中，中国人越来越被边缘化。
至今，中国人仍然掌控着比特币挖矿业的优势，但长铗一点儿都不引以为傲，他叹了口气说，挖黄金的矿工和黄金产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2014年8月，美国人Jake去了达拉特旗的比特币矿场，并拍下照片让它的壮观景象第一次出现在互联网上。
Jake接触比特币是在2012年年底，那时候他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换成了比特币，但他发现在中国几乎用不上比特币。“中国没有很多地方接受比特币支付。中国人的思路比较投机，主要当它是一个赚钱的方式，”Jake说，“但在美国，人家看它是比较理想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改变世界。”
就在过去两年中，中国人为比特币的挖矿、交易而疯狂和低落时，比特币在西方世界却发展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
那是一个较少采矿竞争与徒交易的理想主义世界，经过人们的努力，比特币逐渐走出自由主义者的小圈子，拥有更广泛的用途。
微软、戴尔、新蛋、overstock、TigerDirect等商家先后接受比特币支付。一些较大的比特币服务商如Coinbase、Blockchain、BitPay分别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融资。
在硅谷比特币创业公司的CEO中，丁磊是唯一一张黄色面孔。2014年3月，他创办了koinify，一家基于比特币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众筹平台。他相信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的一个理论——0到1的创新远比从1到N的发展更有价值。
丁磊名片上印着的是“philosopher”。他说，在硅谷，比特币行业有各种各样的人，工程师、技术人员、律师，不像在国内，几乎全是矿工和商人。
这难免让人回想起2011年的某些时刻。
当时，率先进入比特币社区的青年们还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没什么钱，但满怀抱负，准备号召中国人一起进入一个看起来自由、美好的理想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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